歌德勒对工会的另一项主张是，工会可以有权经营自己的企业，但必须完全符合经济原则运作，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并受政府的监督。这样的政策，歌德勒认为其优点在于可免除劳工要求企业国营化的主张。企业国营化改变不了劳工的命运，因为企业必须面对竞争，至少是国外的竞争，竞争决定价格，因此劳工在分享获利上必须提升效率与竞争力。不过，如前述，为了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歌德勒仍然同意将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供水及瓦斯等国营化，只是，国营企业也同样必须依经济原则竞争而不得依赖政府补助。[19]（P575-576）
    总之，经济政策必须严格遵守经济的自然法则，而这一点是歌德勒在与其它反抗团体或人士商谈时较难以被说服而让他放弃的观点，不过他在劳工政策、社会政策及企业国营化方面还是做了相当的让步，就这一点而言，批评歌德勒为反动份子似乎也未尽公平。
    （丙）歌德勒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及其转折
    歌德勒团体真正较难放弃其民族主义保守派思想的部分，是呈现在对未来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构想，与克莱稍团体那种未来倾向国际主义并将国家主义完全摒除的想法相距甚远。（注：克莱稍团体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为：排除夸张的国家主义及民族国家绝对独立的思想，放弃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观，改以建立新欧洲秩序来自处于政治大国的世界里。该团体中属社民党的雷伯（Julius Leber）更于1928年便已提出，国家主义将是欧洲根本的灾祸，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将那被称为国家主义的观念抛弃。）事实上，歌德勒团体中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虽反对希特勒以战争方式来摆脱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但是在有些政策的基本构想上双方仍有相同之处，譬如歌德勒就认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人民都应该生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内，这是他根本的看法。此外，他也认为，依人类的天性以及德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如地处欧洲之中央及与多国为邻等，都迫使德国必须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力。[21]（P89-107）当然，歌德勒也确信德意志民族的优秀，诚如他所说，德国为世界产生了那么多诗人、哲学家与音乐家并非偶然。
    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使这个团体在初期确实对未来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领土问题，在构想上都充分流露出继续争取欧洲霸权的想法。在1941年5月，也就是德军占领法国及比利时之后，歌德勒曾代表德国反抗阵营，特别是军方，透过中间人致函英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计划，在此计划中仍要求未来的德国应包含奥国、苏台德、美末尔（Memelland），甚至于一次大战后割让法国、波兰及比利时的领土也应回归德国。[24]（P585）
    另一方面，由于歌德勒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视，他也认为建立大经济空间是不可避免之事。因此，民族国家与大经济空间的建立必须结合。基于这样的构想，歌德勒主张，在不损及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之下，以有机的方式使之结合成欧洲经济体。
    这些在1940年代初的构想都尚未脱离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德国在欧洲应居领导地位的根本想法仍表露无遗。歌德勒在一篇名为<和平经济的基本原则>（Grundsaetze fuer die Friedenswirtschaft）一文中仍指出，只要德国不以不适当的或穷凶恶极的霸权心态引起邻国的反感，则德国的中央地理位置、众多的人口以及高度的效能都赋予德国人民在欧洲阵营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德国不能滥用强权，如称德国人民是主人人种（Herrenmenschen）实在是愚蠢又傲慢，或仅要求自己国家的尊严受尊重却罔顾对他国的尊重更是愚蠢无知。因此，要成功地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就必须尊重小国，并以智能的建议及智能的援手来指引他们发展的途径，绝不能以武力相向。德国的领导地位要做得无影无形，形式上更让他国受重视及优先，能够如此，德国便能轻松地领导欧洲走上共同的利益。[25]（P36-38）由此观之，歌德勒的思想仍强烈地受其成长的时代所限制，这种强烈的“父权思想”不仅已不能符合未来的时代潮流，连同属反抗阵营的克莱稍团体都因此批评他的思想为反动。
    至于将共产苏联以外的欧洲国家有机地结合，歌德勒也有进一步的构想。结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工作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在此共同体中，应该有一致的游戏规则，平衡属经济体中各国的财政，使其币值稳定，进而逐渐地取消关税及旅游限制。此外，在经常共同谘商的前提下，达成彼此国民经济的协调及彼此交通建设的一致化等等。最后，由这个共同体出发，达成关税、币制、进一步结合乃至于军事协议。歌德勒当时认为，如果能及时结束战争，则在十年或二十年内，使欧洲国家联盟在德国的领导下成为事实并非是太狂妄的构想。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不再可能。[26]（P237）
    歌德勒除了企图使德国成为欧洲联盟的领导国之外，他也认为，德国收回过去的殖民地是合理的，只是殖民地的争取不能以武力方式解决。
    由于歌德勒坚定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他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也主张尽量促成世界贸易的自由，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主张在外贸政策上维持德国经济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完全不同。他认为，自由贸易的意义在于竞争，而竞争就代表着达成最高效率的奋斗，因此只有无能的人或民族才会反对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之外，歌德勒也主张农业必须保留，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更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建全而又有生气的农民阶层。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歌德勒认为，只有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将使家庭这一个对国家民族发展极为重要的细胞被摧毁。[19]（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