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歌德勒反战的原因是，在他到国外考察期间已清楚看出，特别是英国已越来越倾向于同意废除凡尔赛条约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即使是归还德国过去的殖民地似乎也有可能。在这样的印象下，他回到了德国，认为要修改凡尔赛条约已不再有无法克服的障碍，只是需要耐心去谨慎进行。因此，当他于1938年了解到，希特勒虽然知道英国的立场却仍然要以武力占领捷克，真是震惊万分。因为他深信，动用武力将造成德国与英法的战争，而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此外，希特勒的政策将使合并苏台德、铲除波兰走廊及解决殖民地问题都成为永远的不可能。[11]（P100）
    从这个时期起，歌德勒深信，希特勒将使德国陷入经济、政治，特别是道德上的灾难。基于这样的观点，歌德勒成了纳粹政权的坚决反对者，并积极透过他的人脉关系与各方联系。在他的努力之下，不仅形成了歌德勒团体，甚至将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反抗阵营加以整合，使原本属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不同职业团体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他所触及的范围包括军事高层领导、企业界领袖、退休的前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内的反抗团体、大学教授、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社会主义人士及工会领袖等等，毫无疑问地，歌德勒已成为整个反抗运动的核心人物。
    （二）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及其反纳粹政权的背景
    前文已提及，歌德勒及其团体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属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他们都曾对威玛共和时代的议会民主体制相当排斥，认为那种建立在政党林立上的体制不仅无助于国家发展，甚至还必须为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负责。在他们的眼中，威玛共和根本就只是凡尔赛和约及十一月革命之下不得已的产物。但是在认清纳粹政权的本质之前，他们都曾对纳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抱持过高度的期许。他们曾期待，希特勒一旦取得政权后将会排除纳粹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成份与思维，然后将纳粹主义运动带入正常的政治轨道，并将国政交给领导菁英，使威玛共和时代至为凸显的政党私利及分离意识下的个别或地方利益能回归国家整体利益。
    因此在纳粹党执政初期，多数后来加入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成员都曾积极任职于纳粹政府。前文已提及的哈塞尔就是一个例子。哈塞尔是帝国时代积极主张扩建深水舰队之海军元帅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的女婿，本身则出身汉洛威之贵族家庭，也是一位德国传统菁英的代表性人物，向往的是霍恩索伦王朝的帝国时代。完成了法学教育之后，于1908年进入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担任过许多驻外使节工作。威玛时代他曾出使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南斯拉夫，1932年起再度派往罗马。（注：哈塞尔于1911年便开始了他的驻外使节生涯，在经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及格后曾被派到中国青岛担任实习法官，这项经验对他走上外交官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Zuerich/Freiburg 1946）。）
    当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与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哈塞尔对纳粹党抱持着几分期许，也有相当的好感。然而，希特勒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使哈塞尔越来越不安，对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粗俗也相当不屑。身为德国驻罗马大使却反对希特勒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2]（P13）终于被希特勒于1938年进行大规模军政改组时解职。（注：有关希特勒1938年进行大规模整肃与改组的背景与过程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5-67。）哈塞尔认为，与意大利的结盟或与英法爆发战争都将为德国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他对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是既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自离开公职之后，哈塞尔也和歌德勒一样转入了企业界，成为歌德勒团体的一员。利用企业考察为掩护，在国内外进行反纳粹政权的活动。又由于他过去在国际外交界的声望，常透过一些中介人士与所谓的“敌国”联系，同时也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与其它反抗团体接触，特别是军方将领，也与克莱稍团体有所接触。与军方的接触，哈塞尔的目标在于说服更多的将领参与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以推翻纳粹政权，对外则希望能争取英美等国同意，与德国在政变之后签订合乎德国利益的和平条约。
    哈塞尔虽是一位颇具人文素养及宗教情怀的外交人才，但是在基本思维上仍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也尚未脱离帝国时代的外交传统，因此他虽然完全不能接受希特勒那种不顾国际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外交思考模式，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回归人文与基督教传统，并认为，自己也应该为纳粹政权以德国之名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负共同的责任，并因而积极希望能洗刷这样的耻辱，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一些与国外中介人士的会谈中仍表露无遗。譬如他于1940年2月22/23日与他意大利籍女婿的英国朋友布莱恩斯（Lonsdale Bryans）于瑞士艾若莎（Arosa）的谈话内容。（注：在这次谈话中哈塞尔已提出了后来给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的和平计划。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127-132.）布莱恩斯虽非正式的外交官，却与当时的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有深厚的私交，因此哈塞尔托他转递一份德方反抗人士所拟的和平计划给哈里法克斯。当然，这份和平计划只能代表民族主义保守派反抗人士如歌德勒团体的看法。在那份计划中指出，一旦德国政变成功，推翻了纳粹政权，新政府的和平计划将是重建波兰与捷克，但是奥国、苏台德区及原德属波兰，相当于1914年之前的德波疆界，应归属德国。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看完计划后曾对布莱恩斯表示：我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还有任何好人。[13]（P267-268）
    与哈塞尔差不多同时加入歌德勒团体的波比兹（Johannes Popitz）曾任威玛共和时代的财政部次长。波比兹事实上对威玛共和国从未有过正面的评价，也是一位向往帝国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因此当希特勒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曾认为那将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曾希望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国家可以有效地掌控重建德国的契机，因此他当时对希特勒是相当信任的。由1933年起直到1944年因政变失败被处死刑之前，他都一直担任普鲁士的财政部长。然而，自纳粹政权对教会的迫害到1938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帝国水晶之夜”（注：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状况。有关帝国水晶之夜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请参阅拙著<纳粹主义运动下的犹太人政策>，《西洋史集刊》第四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2年，页88-89。）（Reichskristallnacht）的爆发，都使波比兹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并以将纳粹政权由内部捣垮及推翻此政权为职志。[6]（P128）当他获悉纳粹黑衫队在波兰的暴行后，曾多次造访军方将领，甚至希望他们能立刻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