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公职之后，歌德勒曾考虑接受克鲁伯重工（Schwerindustrie Krupp-AG）于1935年秋邀他进入该企业董事会的聘请。然而，在发生了与莱比锡纳粹党部的公开冲突之后，克鲁伯企业的董事长已不得不就这项人事任命案先请示希特勒，而希特勒则表示，在重工业的领域里，他不愿见到经济观点如歌德勒这样的人。克鲁伯重工因而未履行对歌德勒的承诺。
    由于歌德勒离开了公职之后，希望转入工业界发展，因此除了与克鲁伯重工联系之外，也与过去往来甚密的薄须企业（Firma Bosch）有所联系。薄须企业的董事长罗伯薄须（Robert Bosch）不仅本人是反纳粹主义者，而且在他周围还组成了一个反纳粹团体，暗中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属信条教会（注：信条教会（Bekenntniskirche）成立于1934年5月30日，其成立的背景即为反对纳粹政权运用政治力及受其支持的“德国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来对基督教会的组织与信仰进行干预。有关信条教会的主张与坚持请参阅拙著，<第三帝国时代两大基督教会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冲突>，《西洋史集刊》第七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1997年，页132-140页。）的神学学生以及支持反纳粹刊物的发行。[3]（P158）1937年更聘请了歌德勒为该企业的顾问及该企业在柏林与官方交涉的代表。歌德勒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不仅方便了往后的活动，而且还得到罗伯薄须本人私下的财力支持，以协助他进行国内外考察，藉以与国内外有力人士接触，成为歌德勒往后进行反抗运动最好的掩护。
    1937年起，歌德勒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及美国，一方面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并了解国外的经济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机会与国外的政治及经济领导人接触，并传递一项讯息至国外，即德国除了希特勒及他的追随者之外，还有“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并严肃地向他们报告纳粹德国的威胁性及可能造成的危险，只是他的见解在当时尚未引起回响，外国对希特勒的政策如解决失业问题等还颇为赞赏。1937年11月时任英国枢密院主席的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访德并与希特勒会谈时还表示，英国政府对希特勒在重建德国所做的贡献完全承认，也满意希特勒阻止了共产主义侵入德国，进而使共产主义透过德国向西欧渗透受阻。[8]（P53-55）
    1938年歌德勒又接受了英国的邀请，作过多场演讲，之后并访问过法国、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1939年再度造访英国及近东与北非国家。
    由于歌德勒认为，德国的经济问题应该以建立大经济空间来解决，因此与德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合作是必要的。[6]（P126）基于这种以德国经济为主的考量，也成为这位往日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坚决反战的因素之一。
    在每次出国考察回国之后，歌德勒都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并将这些报导寄给军、政、及财经界重要的人物如四年计划主持人戈林（Hermann Goering）、央行总裁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克鲁伯及薄须两企业之董事长及与他有联系的军方将领，如参谋总长贝克上将（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Chef des Generalstabs des Heeres）、陆军总司令傅立奇上将（Generaloberst Werner Freiherr von Fritsch.Chef der Heer-esleitung）、参谋总部军需官哈德尔中将（Generalleutnant Franz Halder，Oberquartiermeister I）及国防经济与军备署长汤玛斯将军（General Georg Thomas，Chef des Wehrwitrschafts-und Ruestungsamts）。
    由于歌德勒对国际情势的了解以及所做的详尽报导，不仅促成了歌德勒团体的形成，同时对军中于1938年形成反战阵营（注：有关1938年军中反战阵营的形成背景与政变计划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西洋史集刊》第五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93年，页66-89页。）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故在此对歌德勒的报导内容作简要的介绍。
    1937年在比利时，歌德勒不仅见到了比国政经领导人，也获得总理樊席兰（van Zeeland）及比王的接见。樊席兰总理及比王都充分表现出愿意与德国谅解，政经领导人更愿意与德国工业界合作。前殖民部长李频（Maurice Lippen）甚至提出了一项未来德国参与经营刚果（Kongo）资源的计划，由比德两国共同组成混合的殖民会社（gemischte Belgisch-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en），并邀请北欧诸国及荷兰参与，形成一个欧洲-海外大经济空间。（注：参阅Gerhard Ritter,Carl Goe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p.161；此外，时任央行总裁的夏赫特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一点，参阅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Bad Woerishofen 1953），p.479.）不过比国对这些计划的进行还有所保留，原因是德国当前的政策颇引起比国的疑虑及反感，且问题不在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对教会的政策。[3]（P161）
    在英国的访问过程中，歌德勒所接触的人士包括金融界、工业界及各党政领导人，如英国银行总裁罗曼（Montagu Norman）、工业巨子杨格（A.P.Young）、外相依登（Anthony Eden）、次长樊西达（Sir Robert Vansittart）、外交部经济参事艾希顿-格瓦金（Frank Ashton-Gwatkin）等，得到的整体印象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也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强权毫无防御地让步，并指出英国已积极建军。至于对德国，歌德勒的看法是，英国上层社会多半持友好的态度，反到是对法国的政策及内政的不安有所批评。另一方面，英方对德国迫害犹太人，特别是对教会的迫害相当反感。至于对凡尔赛条约，英方已不再坚持，德方的愿望只要是以和平的手段来达成，英方是可以让步的。不过歌德勒也警告，像英国这样的世界性帝国，政策的决定必然较缓慢，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要与英国取得谅解也不是仅由德国单方可以决定。英国基于政治的考量，为了不危及大英帝国的整体，也不能忍受英德关系长期陷入不确定性。[3]（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