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的体制架构，歌德勒主张由下而上的自治，诚如他所说：只有恢复德国人民习惯的自治，也就是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中央政府才能在各项任务上减轻负担，也才能行有余力去作一些基本上意义重大的工作。
    为了能让适当的人置于适当的职位，歌德勒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选举制度，采直接与间接选举的混合制，并只有基层的行政区才实施直接选举制。因为，只有在最直接的生活圈内，选民才可能真正认识他选区的候选人。基于此，歌德勒主张，在最基层的行政区（Gemeinde）应该再划分成多个小选区（Bezirk），每一个小选区由当地之工会、主要的职业团体各推荐一名候选人，政治团体推荐两名候选人，以得票最高者当选。（注：所谓最高票是指绝对多数而非相对多数。歌德勒甚至认为，德国人民本性上并不善于政治，再加上纳粹政权时代已使人民与政治疏离，因此一切必须谨慎而行，不必为西方国家所误导。参阅歌德勒，<一个被判死刑者的思想-1944年9月于狱中>.，页572。）被提名之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岁，在当地设籍，各选区所选出之当选人则组成该行政区之委员会（Gemeinderat）。[19]（P570）
    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县议会（Kreistag），县议员则由各基层行政区委员会之委员选出，县议员的人数依县的大小约二十至五十名。而县议员再选出省议员（Gautagsabgeordneter）。省级行政区则不再承袭过去的省，而需经过重新划分。依歌德勒的看法，新省份（Gau）的规划必须顾及各地方在历史发展下所形成的相互依属关系而非仅考量经济因素。
    至于省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则必须有五年基层行政区委员或五年县议员的经历，以证明该候选人在地方自治工作上的能力与经验。最后省议员再选出省长（Landeshauptmann）及襄助省长之委员会（Landesraete），且省长及委员会委员须获得国家元首的同意。
    除了选举省长及襄助省长的委员会之外，省议员尚有权选出三百位下议会议员（Reichstagsabgeordneter）中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之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五岁，并在公众生活中担任过五年的荣誉职位，并设籍于该省。其余的一百五十位下议会议员则由人民直接选出，选举的方式与基层行政区相同。
    上议院（Reichsstaendehaus）则由各阶层代表组成，包括各职业团体的领导人、各经济局局长（Praesidenten der Reichswirtschaftskammer）、其它职业团体之领导人，包括医师、律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及艺术家之代表、三位基督教主教、三位天主教主教、各大学校长、及与各职业团体代表比例相同的工会代表以及五十位年满五十岁享有民间声望，并由国家元首聘任的代表共同组成。[19]（P573）
    在主张赋予各层级的行政区自治权的前提下，中央政府（Reichsregierung）由内阁主导，内阁总理由元首任命，所掌管的部门则仅限于法制秩序、经济政策（包括社会权与工作权）以及内政、外交、财政、国防、教育、交通、教会等单位的基本原则及国家重建的大方向。部门首长如在政策上与总理相左时必须辞职。总理的任命虽不须经国会同意，但是如果下议院（Reichstag）三分之二的议员要求，或上下两议院多数议员要求总理辞职，则总理必须辞职并改组新政府。中央政府的一般法案不须经国会同意，如遇国会有异议时，法案撤消的程序与总理必须辞职的程序相同。中央政府必须经国会同意的法案包括预算、税法、与外国签约以及关税法。
    至于在社会政策方面，歌德勒在草拟名为“目标”的备忘录时，对劳工及工会的权益关注得不多，也少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在与工会人士接触后，相当地改变了他原有的想法，并主张加强劳工及工会代表在宪政体制上的参与。在1944年所拟的文稿中，歌德勒也批评俾斯麦时代政策的错误，认为当时对劳工运动的压抑，造成广大劳工成了政府的敌人，而让劳工参与公共政策将可以使劳工成为政府的助力。除此之外，坚决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修正了过去的看法，主张将国家的矿产资源及攸关民生的企业如铁路、邮政、电力、瓦斯及水资源等收归国营，而工会也被鼓励去经营自己的企业。[19]（P574-575）
    当然，歌德勒为未来德国所草拟的方案，基于其所处时代及个人世界观的限制而有相当的缺点与不完善之处，但是可以看出，歌德勒仍以相当的自由主义观点来避免俾斯麦时代、威玛时代以及第三帝国时代不同的缺失。他认为，保障自由、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及信任公开推广真理的功效也和拥有一部完美的宪法一样的重要。宪法中承诺人民的，或能赋予人民的，人民也必须以行动与意愿去追求，或是学习去追求，因为，一部自动就能运作良好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由此观之，歌德勒虽是一位保守主义思想者，对西方式的民主并无好感，但也还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及不同的理念。而他于1944年草拟未来德国的宪政方案时也明白地指出，这只是未来国家宪政体制及行政架构的大致构想，连选举制度未来是否须改变也依未来情况再做决定。事实上，歌德勒的基本出发点是，德国人民在纳粹政权的影响下，一方面已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在极权统治下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及自我负责的能力，因此对德国的重建必须万分谨慎，需要一些对实务及行政有经验的社会菁英而不是一些党政人士来重建德国。这些观点虽未必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但是仍充分显示出，一位积极致力于反抗纳粹政权者对国家关心的真诚与责任心，并非只是盲目地企图推翻纳粹政权。这一点与克莱稍团体的毛奇伯爵很类似。毛奇在1943年给英国朋友寇提斯（Lionel Curtis）的信中也清楚地表明：人们只能在构想好了另一个政府之后，才能推翻现有的政府。因此，我们至少要有能力提出另一种选择时才能开始着手推翻第三帝国。[20]（P212-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