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转变也使广大的劳工原本对军方及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的不信任有所改变，不再质疑由军中反抗团体所主导的政变计划会有利于广大的人民。[16]（P905）
    1941年，歌德勒又在贝克的介绍下认识了后备军上尉赫曼凯萨尔（Hermann Kaiser）。他当时正工作于后备军司令佛诺姆将军处，（General Fritz Fromm，Befehlshaber des Ersatzheeres）这个单位在往后几年也成为反抗运动在柏林的重要中心。
    赫曼凯萨尔在纳粹党取得政权时也抱持过高度的期盼，希望纳粹党能改善德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但是和许多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也很快地意识到，希特勒只是利用了普鲁士-德意志的传统来做为他本人政治欲望的工具，因此也就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此外，相较于歌德勒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只有暗杀希特勒才能成为武装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6]（P130）
    歌德勒非常重视赫曼凯萨尔的参与，而他也成为歌德勒团体在柏林与军方联系的联络人。歌德勒常将一些文件与反抗阵营的消息透过赫曼凯萨尔交给贝克将军过目。除此之外，赫曼凯萨尔与时任陆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军事局主管的奥布利希特将军（General Friedrich Olbricht，Chef des Allgemeinen Heeresamtes im Oberkommando des Heeres）关系良好，而奥布利希特也是军中反抗阵营的一员。因此，在奥布利希特的掩护之下，赫曼凯萨尔进一步成为军中与民间反抗人士之间的联系桥梁。这样的角色不仅使他曾多次与东线战场上积极参与反抗阵营的中央集团军上校军官特瑞斯可夫（Henning von Tresckow）深谈有关反抗行动的各种细节，同时歌德勒与1944年7月主导军方发动政变的首脑人物史涛芬柏格上校（Claus Schenck Graf von Stauffenberg）的首次会面也是在赫曼凯萨尔的办公室。
    与歌德勒密切合作的另一位成员是担任政府顾问（Regierungsrat）的吉塞维斯（Hans Bernd Gisevius）。在年轻时期，吉塞维斯曾经是德意志国家国民党的青年领袖，是一位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者。纳粹党取得政权后，他即加入了纳粹党。担任公职后被派在柏林的警务处工作，并参与了盖世太保的建立，也担任过几个月盖世太保的职务。此后也曾有任职内政部及帝国刑事警政署（Reichskriminalpolizeiamt）的经历，因此拥有重要的信息及人脉关系。1938年初，希特勒因时任国防部长的布伦堡将军（General Wemer von Blomberg）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Wemer Freiherr von Fritsch）都在前一年的军政高层会议上表达了与希特勒不同意见，结果国防部长布伦堡以与不名誉的女子结婚及陆军总司令傅利奇将军以同性恋的罪名被免职。在整肃了两位高层军事领导人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后，希特勒自己掌握了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事实与同年爆发的苏台德危机都使吉塞维斯成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军中与民间曾首次酝酿出严密的政变计划，而吉塞维斯正是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注：参阅Hans Bernd Gisevius，Bis zum bitteren Ende，（Zuerich 1954）；有关希特勒整肃国防部长及陆军总司令以及军中反战派形成的背景；另苏台德危机期间的政变计划及吉塞维斯的任务与看法请参阅拙著<苏台德危机期间德国反战派的态度与行动>，页68-72及80-85。）
    战争爆发后，吉塞维斯被征调入反情报单位，并以德国驻瑞士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为掩护，负责反情报的工作。然而，吉塞维斯却利用这个工作机会成为美国驻瑞士伯恩（Bern）的情报单位（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与德国反抗运动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德国反情报单位（Abwehrabteilung）也正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据点，总负责人海军元帅坎纳尼斯（Admiral Wilhelm Canaris）本人就是军中反抗运动的重要成员。吉塞维斯在瑞士期间，经常拜访美国情报单位之负责人杜勒斯（Allen Dulles），转交贝克及歌德勒托付的信函，并报导反抗运动在德国活动的情形。[14]（P107）
    整体观之，参与歌德勒反抗团体的核心成员，除了少数工会人士外，主要还是由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及资深之政治人物组成。在这个团体中，歌德勒展现了可观的活动力，也成为非军方反抗阵营的核心人物，除了共产党的反抗组织之外，歌德勒基本上与各类之反抗团体都有联系，也具整合各类意识形态及职业团体中之反抗势力的功能，同时也和歌德勒团体中的成员分头与军方反抗人士接触，并不停地督促那些犹豫的将领参与反抗行动。然而，当军中反抗阵营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时，歌德勒本人却已在三天前遭到通缉，并在逃亡中于8月12日被逮捕，而其他多数歌德勒团体的成员也都在政变失败后遭到同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