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歌德勒团体及其成员的特性
    在各类反纳粹团体中，歌德勒团体（Die Goerdeler-Gruppe）与克莱稍团体（注：克莱稍团体（Der Kreisauer Kreis）最大的特色是其成员有些是贵族或土地贵族（Junker）、有些是工会代表、有些是基督徒或基督教神职、有些又是天主教徒或天主教神职，甚至是威玛共和时代天主教中心党的政治人物、有些又是社民党的领导人物，且多数参与者都具有博士学位，参与过威玛时代的青年运动，往后又各自在政府不同的单位担任主管以上的职位，包括军中要职，可以说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与影响力。在威玛共和时代，这些彼此属性不同的人士，不仅理念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第三帝国时代却能聚在一起，共商反纳粹大计，更重要的是凝聚不同属性人士的理念，为后希特勒时代拟出德国的治国蓝图。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是普鲁士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毛奇将军之侄孙毛奇伯爵（Graf Helmuth James von Moltke）。至于克莱稍团体这个名称则是因参与的人士经常聚会于毛奇伯爵在西里西亚克来稍（Kreisau）的庄园，后来被纳粹党的特务机构盖士太保（Gestapo）破获后所赋予。）（Der KreisauerKreis）有较多的相似性，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差异。相似之处是，两个团体都是由一些德国的菁英所组成，除了都积极参与军方的反抗阵营以铲除纳粹政权为目标之外，双方都各自努力于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拟订出新的治国蓝图。不同之处则是，歌德勒团体的成员相对于克莱稍团体是属于年长的一辈，他们的青年时代是成长于帝国时期，对霍恩索伦王朝有着高度的怀念，且一直是威玛共和体制的反对者，思想上仍承袭帝国时代的观念，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基于期望德国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他们都曾是纳粹党获取政权的支持者，只是在窥透了希特勒不惜以战争来达成目的后，他们才逐渐成为纳粹政权的积极反对者，并与以曾任参谋总长的贝克将军（Generaloberst Ludwig Beck）为首的军中反抗团体密切合作。（注：克莱稍团体因深知自己没有推翻纳粹政权的力量，因此也寄望军方并积极与军方反抗阵营合作。）
    （一）歌德勒成为反纳粹政权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
    歌德勒团体的灵魂人物顾名思义当然是歌德勒（Carl Friedch Goerdeler）本人。1884年出生于西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深受古老普鲁士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一位霍恩索伦王朝忠诚的拥护者。1919年由前线回到德国时，霍恩索伦王朝已经瓦解，使他一度犹豫，自己是否还应该投入公职生涯来服务与自己理念相去甚远的威玛共和国。[3]（P25）不过他终究还是担任了公职，由科尼斯堡市（Koenigsberg）的副市长（zweiter Buergermeister）到莱比锡市（Leipzig）的市长，斐然的政绩使他成为威玛时代颇富盛名的地方行政首长。此外，他也担任过德国地方企业联盟的副主席（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deutscher Gemeinde-und Kommunalverbaende），这个职务使法学出身的歌德勒学习到了许多与企业界相关的经验。
    由于威玛共和国在行政体制上倾向于中央集权，歌德勒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坚决反对者，他主张强化包括财政领域在内的地方权限。1931年底，正逢经济危机严重的年代，歌德勒被总理布鲁宁（Heinrich Bruening）任命为物价监控委员会主委（Reichskommissar fuer die Preisueberwachung），也非常支持布鲁宁以紧缩银根的政策来因应当时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歌德勒在经济政策上是主张以撙节开支来挽救经济危机的困境，反对如凯恩斯的理论，以扩大政府举债来增加工作机会以解决群体失业的问题。他这种对政府财政必须维持平衡的执着也是他后来与纳粹政权分手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歌德勒虽对纳粹政权的一些主张并不以为然，也拒绝加入纳粹党，但是他仍认为纳粹运动中有好的一面，特别希望在纳粹党的领导下能克服德国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4]（P191）因此在纳粹党取得政权之初，担任莱比锡市长的歌德勒尚与纳粹党的地方党部维持良好的关系。希特勒则非常欣赏这位干练的地方行政首长，因此于1934年再度任命歌德勒为物价督导委员会主委，甚至将自己的座机供歌德勒使用，并邀请歌德勒参与一些城市行政法的修订。歌德勒则希望在自己的参与下使德国的发展能朝好的方向迈进，因此写过不少备忘录给希特勒，希望能发挥影响力。[5]（P384）然而，歌德勒的一些改革主张如法治国家、自由经济及地方自治都无法为纳粹政府所接纳。尤其是纳粹政权在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与群体失业后，已展开积极建军，在经济政策上与歌德勒的撙节开支、平衡财政等构想完全背道而驰。歌德勒的建议因此也被希特勒批评为“完全不适用”（voellig unbrauchbar）。[6]（P124-125）而纳粹政权实施计划经济、企图扩大政府信用的经济政策以及朝向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都与坚持主张自由经济的歌德勒互不兼容，使歌德勒自1937年起越来越成为新政权的批评者。
    在此之前，歌德勒又因为地方行政而与纳粹地方党部多所摩擦，譬如在1936年初，纳粹地方党部因为哲学家孟德尔颂（Moses Mendelsohn）是犹太人而要求拆除建立在莱比锡布商大厦音乐厅前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因而与纳粹党部发生冲突，身为市长的歌德勒拒绝了纳粹地方党部这种无理的要求。然而，纳粹党部仍趁歌德勒于11月赴北欧访问的机会，拆除了争议已久的孟德尔颂纪念铜像。歌德勒回国后立刻以辞职来要求纳粹党部恢复铜像，当纳粹党部拒绝了市长的要求时，歌德勒也于于1937年辞去了市长之职。当然，歌德勒的辞职除了因个人对纳粹党这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不以为然外，也因为他一向主张地方自治，不能接受纳粹党如此地介入地方行政，使市长及市政府成了唯党意是从的机构。歌德勒的辞职使他在全德声名大噪，赞扬他能坚决而且勇敢地向纳粹党侮辱文化的行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7]（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