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争爆发后，波比兹便深信，战争将为德国带来可怕的灾难，更深信在希特勒及外长李宾特诺普（Joachim Ribbentrop）的领导下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在歌德勒的牵线之下加入了歌德勒团体，主张以政变方式来阻止德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自加入了反抗团体之后，他逐渐成为阴谋政变以推翻希特勒政权的核心人物。1943年夏天，波比兹更进一步与黑衫队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进行密谈，希望能说服希姆莱支持政变，并希望他加入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以为德国订定一个能使德国接受的和平计划。[14]（P268）然而，投机的希姆莱自当年秋天起便派人跟监波比兹，但并未逮捕他，直到1944年政变失败后才将之逮捕。（注：波比兹于1945年2月2日与歌德勒及一位耶稣会士德尔普（Alfred Delp）一同被处死刑。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363.）
    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当中，有多人曾是一个名为“星期三会社”（Mittwoch-Gesellschaft）的会员。原本这个会社是一个学术团体，参与者多半是高层文官、军官、工业巨子及学术界人士，聚会时都有人作专题演讲，并对演讲题目进行讨论。1933年时，这个团体的部分成员还曾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赞同希特勒的“领袖国家”（Fuehrerstaat），但是渐渐地，特别是1938年苏台德危机之后，部分成员因反战而成为反纳粹政权者，而这个学术会社也成了反抗人士藉以掩护的聚会所。哈塞尔、波比兹、参谋总长贝克及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叶森（Jens Jessen）都是这个会社的成员，也都成为歌德勒团体的核心成员。
    叶森教授曾经是一位纳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1929年时便与总部设于慕尼黑的纳粹中央党部有所联系，视纳粹主义为唯一能阻止共产主义腐蚀德国的救星。他希望纳粹黑衫队能成为一个菁英组织，负起领导国家的责任，因此他甚至鼓励学生加入黑衫队。[6]（P128）然而，很快地他便对纳粹党开始失望。因为，他生性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腐败，而纳粹党总是掩饰特定纳粹党员的腐败行为，于是与纳粹党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自1939年起便经常参与哈塞尔、波比兹等人的反纳粹言论。
    当纳粹政府准备进攻苏联时，叶森甚至敦促已辞去参谋总长职位的贝克将军抗议疯狂的攻俄命令。由于他曾与纳粹党的关系密切，因此他也和波比兹一样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样的角色确实使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反抗人士。战争爆发后，叶森教授被调入军中任职，他因而有机会成为前线之军中反抗人士与后方民间反抗人士的联系者。
    叶森教授虽与歌德勒团体关系密切，但是在许多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观念上，他的想法更接近克莱稍团体，与克莱稍团体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约克伯爵（Graf Peter Yorck von Waltenburg）也有往来，因此他尽力使两个团体在观念上的差异消除。事实上，哈塞尔、波比兹也在许多未来国家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比较与克来莱稍团体接近，连与歌德勒在许多观念上相似的哈塞尔都曾在日记中批评歌德勒为一个反革新份子（Reaktionaer）。（注：1943年1月22日克莱稍团体的部份成员于柏林与部份歌德勒团体之成员进行了一次对未来德国的内政、外交、社会、经济等政策的思想交流，参阅Ulrich von Hassell,Vom anderen Deutschland,pp.290；371.）
    另一位参与歌德勒团体的成员是威玛共和时代担任莱茵及西发利亚地方天主教工会的执行长及天主教中心党的国会议员凯萨尔（Jakob Kaiser），属工会代表。自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先是将5月1日劳动节改为“全民工作日”（Tag der nationalen Arbeit），[4]（P180）进而迫使属社民党的自由工会及基督工会解散，全部纳入纳粹党的“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两个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家具与文宣品被没收，部分工会干部被逮捕。凯萨尔以后便以“过去基督工会之雇员的全权代表”（Bevollmaechtigter der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frueheren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为掩护，与全国各地的基督工会领导人联系。1934年凯萨尔到了柏林之后又与刚由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社民党工会领导人罗希勒（Wilhelm Leuschner）及德意志国家国民党所属之贸易商受雇者联盟（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的领导人哈柏曼（Max Habermann）联系。在经历了纳粹政权对工会的迫害之后，三个原本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兼容的工会领导人都有意于未来组织统一的全国总工会，放弃过去那种各依意识形态并各自为政的工会政策。
    身为工会领导人的凯萨尔、罗希勒及哈博曼都有一个共识，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任务不可能靠劳工起义（Arbeiteraufstand）来达成，必须由军方来主导，诚如凯萨尔于战后，1947年，所说：靠着劳工的赤手空权不可能去对付一个全副武装并以恐怖手段统治的政权。[4]（P181）基于这样的信念，凯萨尔于1941年底开始与歌德勒及军方参与反抗阵营的领导人接触，因而一方面了解到军方反抗阵营的计划，并致力于将劳工群众纳入这股以军方为首的反纳粹运动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歌德勒这位在反抗阵营中被规划为后纳粹时代担任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在拟订未来德国计划时有关社会政策的方向。
    透过凯萨尔的介绍，歌德勒也开始与罗希勒接触。罗希勒曾是社民党的国会议员，1928至1933年曾任黑森（Heessen）省的内政部长。任内曾下令警察强烈制止纳粹党的暴力行动，成为纳粹党的眼中钉。1933年纳粹党掌权时，罗希勒正担任“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并有机会成为设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副局长。由于罗希勒当时拒绝将“一般德意志工会联盟”附属于新政权，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以沉默来表示他与新政权之间的距离，使他被送入了集中营进行“管训”。出狱之后，罗希勒仍致力于联系往日的同志，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他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会，使劳工群众能有力量。[6]（P130）在凯萨尔、哈柏曼及许多往日工会干部的协助下，在德国各地都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以筹备未来的统一工会，而这些人参与了歌德勒团体，也都成为政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凯萨尔、罗希勒及哈柏曼等工会人士的参与，使歌德勒团体不仅由一个原本以民族主义保守派菁英为主的反抗团体，扩大了参与层面，在与各工会领导人及干部联系的过程中，使圈子越拉越大，而计划中的政变行动也可以确定，将增加较广泛的民间支持力。更重要的是，经由工会代表的介入，使这个原本属民族主义保守派为主的反抗组织，在意识型态及世界观上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也修正了该团体对未来德国新秩序的计划。而建立一个统一但是自治的工会，由政府授权掌管整个社会保险、职业中介及职业训练等工作，并在地方议会中有工会代表等都成为歌德勒未来计划的一部分。[15]（P897-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