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对未来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构想 歌德勒对于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在经济的领域里,歌德勒主张政府少介入。诚如他所说,政府应该准许人民在牺牲自己的利益下做一些傻事,只有在关系到整体利益时,政府才有义务来制订一些规范。我们已经被太多的法律规范所束缚而变得迟钝退化了。[19](P574) 基于此,歌德勒认为,政府应该让个人多去冒险,而不是去为人民承担风险,每一个人都将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jeder seines Glueckes Schmied werden)。(注:参阅Goerdeler,Beantwortung von 39 Fragen zum Wiederaufbau,3.1.45,p.847,此处参阅Albrecht von Moltke,Die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Vorstellungen des Kreisauer Kreises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Widerstandsvewegung,(Koeln,Diss.,1989),p.225.)也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繁荣。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Kollektivwirtschaft)必然会走向贫穷与饥饿之途。[21](P120)他也质疑任何形式的政府计划与监控,认为即使政府官员的措施完全是出自善意也都可能走上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因此政府在经济领域能做或该做的,就是尽量限制在维护秩序的功能上,如建立法律规范、维护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且平衡的财政及稳定的币值,进一步则是尽量限制卡特尔(Kartelle)、托拉斯、多种企业联合(Konzern)或同业联盟等的发展,并使之重归独立经营的企业。歌德勒甚至主张企业分散,认为越多的中小企业越有利于国民经济。 又由于歌德勒一向在财政及经济政策上主张撙节开支与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因此在对未来德国的财经政策方面也主张尽量节约,甚至认为,在每一个德国人民还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之前,官员的办公室也不得享有高贵的家具与地毯。人事上更必须尽量精简,但是必须进用主动积极且负责任的人员,歌德勒认为,当人受到信任及授权让其自我负责时,必可提升其工作效率,因此,真正将事情负责完成者,也必须准予签名,[19](P574)以示负责及获得应有的荣誉。 有关威玛共和时代群体失业的惨痛经验,歌德勒在坚守自由经济的原则下,对失业问题仍然认为,失业问题并非政府该管的事,除非是大规模的群体失业且时间持续较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对人口多的国家是无可避免之事,而经由市场生产与物价的调节机制将使小规模的失业问题自行解决。[21](P138)只有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失业,政府才必须采取措施,不过政府的措施也总是要针对发生群体失业的根本原因。人们的失业如果是因为产品过剩,又找不到买主,则政府只能耐心地等待及动用失业保险金,因为价格会因为缺乏市场而自行下降。另外的可能是,有些行业,工人不愿勤奋工作,又要求调高工资,使产品价格昂贵,那么这样的行业自然必须重新调整。如果群体失业的原因是产品在世界市场的滞销,而原因又是政治因素,则政府必须采取一些外贸政策的因应措施,如果是纯经济因素,则政府能做的也不多,只能使自己的外销能力透过勤奋与好的成效来提升,必要时得牺牲生活品质或与国外的经济力进行协调。[22](P227) 总之,歌德勒并不赞成由政府增加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他认为那是最后也是相当粗糙的救助方式。不过歌德勒也承认,如果群体失业的情况持续,政府也无可避免地必须动用公款投资以解决失业问题。在财经政策上主张收支平衡的歌德勒认为,政府在经济景气的年代应有所节余以备不时之需。对于威玛共和时代被批评为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解决失业问题,歌德勒的反驳是,那样做的结果将和希特勒政权到了1939年时的情况相同,也就是马克持续贬值,因为政府的财源是来自不断的人为举债。[23](P228,注745) 基于这种坚持自由经济原则的基本观念,歌德勒的社会政策当然也离不开经济优先的看法,因此他反对,如前文已述及,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人罗伯赖(Robert Ley)的主张,对健保、伤残与老人照顾等项目均由国家税收支出。这种政策,歌德勒认为,对中学一年级程度的人或许颇具诱惑,但是对能理性思考的人而言,是完全不负责任。因为这样的政策将会造成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失控。因此,社会保险的支出绝不能依煽动民众之政客所要求,而是依受保者负担的能力。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要配合能实现社会福利政策的财经能力。事实上,歌德勒根本不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任务是承担人民所有的风险,人们必须要学习为自己可能的困境预做准备。类似放任经济的主张,歌德勒则认为,勤奋能干的人除了会有所储蓄来因应可能发生的事之外,还会加入各类的保险,只有懒人及散慢轻浮的人才会甚么事都依赖政府。[23](P229)相对于克莱稍团体在草拟社会福利政策时并不太顾及经济能力是否足以支付,或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达成特定的社会政策,歌德勒则完全将社会福利政策置于经济能力的可能性之下,加强生产与竞争能力始终是置于主位。 歌德勒甚至在他所草拟的教育政策中要求,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在学校中学习国民经济,以便德国人民能有免疫的能力来面对经济、币值、国家财政以及负债等问题,并能避免受到一些经济幻想的宣传而对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19](P574、576)除此之外,国民经济教育也必须使每一位有智能的劳工学习阅读企业的收支报表,使那些企业收支报表不再是劳工不可能了解的天书而产生对企业主的怀疑,并使他们有能力判断,企业能给他们甚么,以及是否忽略了劳工们的工作绩效。企业领导人也有义务让员工们每一季,而让受托人甚至每一个月都能看到完整的财务概况及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这样做可以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进而与企业融为一体。[19](P576) 至于对工会的政策,歌德勒在与工会领袖们接触后已转而同意,德国未来的重建必须将劳工纳入共同参与的行列,绝不能像俾斯麦时代那样压制劳工,造成一个阶级去对抗另一个阶级,并与政府敌对。受到工会领袖如罗希勒及凯萨尔等人的影响,歌德勒也同意德国劳工应成立统一的工会,并制订法律,使十八岁以上的劳工及受雇者有义务加入工会,不过受雇者将自组一个在统一工会中的团体。工会享有自治权,其组织由地方到中央都进行由下而上地分层划分。功能方面,除了有权与企业主或企业主联盟签订有关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合同(Tarifvertraege)外,工会也将推举代表参与各企业的董事会(Vorstaende)、监督委员会(Aufsichtsraete)及受托委员会(Vertrauensraete),并派代表参与经济局(Wirtschaftskammer)及其它政府机构。依歌德勒的主张,工会更大的任务是,在政府的监督下,掌管除了意外险之外的所有社会保险工作,此外,劳工与受雇者在提高薪资的前提之下,受保者必须自行承担部分保费。[19](P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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