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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举总统一端，恐生障碍。循名核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不成。为共和大局计，为袁世凯计，均应请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十一字删除，方臻妥协。乞商明参议院并临时政府诸公，妥筹应付，是为至要。”(109) 设立临时政府之事，南北双方一再缠斗，袁世凯希望同时取消南北现政府，另立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坚决反对，认为随着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清政府即袁内阁应同时归于消灭，南京临时政府即为全国统一的共和政府，然后袁世凯南下就职，以南京临时政府为全国统一政府。由于相持不下，2月11日，黎元洪因事机甚亟，不能久延，致电伍廷芳，认为“宜即时请临时政府及北京各派代表到鄂，共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所有政府成立之地点，与大总统以次各员，均于此时商定。北京退位之时，即我正式政府成立之日”。(110)在湖北设立统一新政府，化解南北相争死结的同时，却延续了宁汉之间的角逐竞争。 孙中山等人所担忧的主要是袁世凯是否斩断与清廷的关联，正如清帝退位后孙中山答复谭人凤所说：“前提条件，系委曲以求和平，若虚君之制犹存，则决不能承认。文虽愚昧，亦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111)可是虚君主不仅限于清帝，伪共和也不单是虚君制。南方以为袁世凯维护清廷，与北方以为其赞同共和，都是各执一偏。实际上，袁世凯维护清廷旨在减少拥帝势力的压力，以便与南方讨价还价，而赞同共和则是为了迫使清廷让步并减轻民党的反对力度，他所需要的，是能够任意发挥的无限权力。他审阅军谘府军谘使王赓关于破坏后建设的上书，觉得“多可采”，尤其在“共和成立后，暗中应以开明专制之精神行之”的“开明专制”四字下加了着重圈点。(112)由此可知其心机取向。孙中山虽然早有警觉，百般防闲，却执着于斩断袁与清廷的联系，而未能有效防范袁世凯本人专制集权，加之同党大都共识不足，还是棋错一着。 已经如愿以偿、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扫除了清帝的障碍后，对南方的态度也陡然强硬起来。2月15日，他复电孙中山、黄兴等催其南下赴宁组织临时政府的敦促，悍然表示： 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是电以退为进，充满挑战意味，简直就是一封问罪书，欲将“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的罪名强加于孙中山，而自居于爱国地位。(113)为此，袁世凯派唐绍仪赴宁协商。2月18日，唐绍仪代转梁士诒复孙中山电：“清谕有全权组织字样，南方多反对者。实则此层系满洲王公疑惧，以为优待条件，此后无人保障，非有此语，几于旨不能降，并非项城之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组织政府。清谕现在已归无效，若欲设法补救，除非清谕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万万无此办法。南方若坚持此意，实为无结果之风潮。乞公以此意劝解之。”(114) 梁士诒所说，未必全然谎言，奕劻、溥伦等赞成清帝退位的皇族成员确以袁世凯为护身符。而退位诏书文字的更改，也有可能出自袁世凯以外其他方面尤其是清室的意思。但从此前屡屡企图另设临时政府的举动看，袁世凯考虑自身的利益明显多于照顾清室。将已经逊位的清帝抬出来作挡箭牌，仍是屡试不爽的老伎俩，而且木已成舟，无法更改，形同无赖。这样的局面，正是之前一再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发生的情形。 延续袁世凯的意旨，与之关系匪浅的日本法政学者有贺长雄精准抓住了南北争执的焦点，“方兹之时，南方意思，固欲将北京朝廷法律上现有之统治权，即其一部分，亦不肯照旧承认，如彼北美十三殖民地将属于英国王及国会之统治权全体排斥，从新造就一个统治体，然又如法朗西国民斩馘路易十六世，用示主权之全然断绝，另由人民互相公约，从新建设统治体。然南京政府亦拟举二百六十年间爱新觉罗氏传承之统治权，将其关系一概废绝，从新竟据民意，设立共和国，其要求袁总理全行断绝与清廷之关系，竟由个人资格赞成共和主义，以此故也。然袁总理所拟移转统治权之方与此相异，以为清帝辞位，南京政府先行取销，另在北京依据清帝付托之统治权，从新组织共和政府，此南北意见之差异。”尤其是“上谕中所言‘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暨‘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以上二句为民国国法沿革上最重大之文字，革命时代统治权移转之次第，于此四十有一字存焉”。 有贺长雄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应当心知肚明，却别有用心地据此提出：“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既如上文所述，因而其国法有与纯因民意成立之共和国相异之处。”所谓不同之处有三：一是“能将不参与革命，不赞成共和之地方暨诸外藩仍包于民国领土之内”；二是“无须遵据普及选举法开国民议会”；三是“中华民国宪法不必取法于先进共和国宪法”。(115)有贺长雄旨在为袁世凯的权力来源辩护，却从反面证明由袁亲自操刀改定的清帝委任一节，绝非可以无足再论，更没有归于无效。不仅如此，有贺长雄的说法其实就是将革命之际袁世凯百般掩饰的心计，转化成统治权转移的事实，为其专权统治法理背书。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的精心布局以及有贺长雄的倒因为果，不但让近年一些法学者掉入彀中，被用来作为力证袁的权力来源并非受自南京临时政府的凭据，凸显袁氏弄权的老道和专家的偏蔽，而且相信袁世凯否认其权力来自清廷的说词，也是将无赖语当作大实话，着了老袁的道而不自觉。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可见袁正是处心积虑要借清帝逊位让权彻底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联接，其别有用心的否认不过是欲盖弥彰的遁词。 袁世凯的险恶用心已被识者看穿，孙中山和温宗尧追究之外，邵力子专门写了社论《关于清谕之研究》，在他看来，退位诏书所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乃指清帝辞位后暂时统摄京津等处之机关，绝非吾中华民国提议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观袁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布告前清各省官僚军警，而其致电我民国各个人或团体，则仅自署其私人之名，此中固大有分寸。”尽管如此，还是要防微杜渐，“宜由南京政府参议院及各团体电致袁慰亭，明告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为吾民国所绝对否认。若以事实上之万不得已，暂以维持京津等处之秩序，吾人可权宜通融，惟必须于参议院举出总统及临时统一政府成立以前，先行取消。”(116)只是仅仅凭借“忠告”，袁世凯绝不会轻易就范。 好事多磨，就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关于清帝退位的表述，北方反对退位、逊位，南方不接受辞政、致政，最终改为辞位。而在此前后，不仅各方表述存在微妙差异，正式文件里面也有不同说法。 民党民军对袁内阁及北方，往往是退位、逊位、辞位兼用混用，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民党团体相互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偶尔也用逊位。而北方对南方及对外，则多用辞位，或避免此类用词。以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为例，1912年2月6日复电袁世凯，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各款则用“清帝逊位”。(117)致电南方军政各方，则称逊位、退位、去位。清帝辞位明诏宣布后，虽然改为辞位，仍有逊位或退位等用法。对北方将领及袁内阁，则多用逊位。孙中山对南方多用退位，兼用逊位，对北方逊位、退位并用，甚至同一文件也存在混用。(118)也就是说，尽管协商过程中争执不下，最后各让一步，定为辞位，一旦帝制结束，退、逊、让、辞，都成了无谓之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