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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翻云覆雨引起政坛波谲云诡，使得局势陡然紧张起来，社会上出现了种种流言蜚语，其中之一，就是将风云突变的原因归咎于孙中山未能信守承诺，导致清帝退位无法如期实现。25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特别大会，磋商政策，对于和议及孙中山自愿辞职，以总统推袁世凯一节，陈说如下： (一)和议所辨论者，系政体之为君主抑为民主，须付国会议决。(二)孙君未任总统以前，并未订有条款规约，而后任职。(三)孙君辞职，并请人民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出自己意，民党未有提及，继经孙君再三劝导，始得公认，庶几国事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四)孙君请袁世凯为总统时，订明袁须依附民军，并须由袁世凯自行声明，附合民军，中国人民始能举之为总统。(五)前致满洲亲王条件，仍旧遵行。倘袁允洽以上条件，则举袁为总统，亦照遵行。(六)孙君政策，前后一辙。孙君亟欲早日谋致和平及全国人民幸福，并无丝毫推广自己声势之意。(七)近来讹传淆惑听闻，是非民军公敌，即民军中之奸宄，故意倾败大事，在会职员，心甚忧之。(40) 显而易见，此会旨在澄清真相，为孙中山解困，向袁世凯施压。 至此，伍廷芳终于明白袁世凯是重续前议，可是却不知事为何来，忽然要从进展顺利的清帝退位跳回已成死结的国民会议，所以25日他回复道：“国民会议选举法，前与唐代表议定，惟开会地点及日期，与阁下电商未决。此乃十余日以前之事，迩来所切实筹商者，为清帝退位办法，立候解决。何乃忽提过去之事，实所不解。祈开诚布公，速将清帝退位问题解决，以慰天下之望。”(41)在浑身是眼的袁世凯面前，伍廷芳不免显得有些木讷。 袁世凯的回复虽然承认曾与民军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并代请面奏，仍矢口否认双方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42)对于袁世凯断然否认筹商过退位事宜，伍廷芳还是大惑不解，于26日复电声明，国民会议之事系袁世凯撤回代表，并欲消灭已经签定的条款，“中外人士皆虑和议之终无结果。旋因清帝有退位之议，故复筹商退位办法。此事中外皆知，岂能掩饰?况优待清帝及满蒙回藏人条款，于唐代表未辞职以前，在会场交付，其后复由本代表直电尊处。”请袁世凯于1月29日再次停战期满前，“迅将清帝退位，确实宣布，以期和平解决。若清廷仍以争一君位之故，流全国之血，则咎有所在，非民军之责。”次日，伍廷芳又复电指责袁取消全权代表签定的条款于前，更定选举法于后，“直是翻悔，何云让步”。声言所开优待条件，系为清廷宣布共和之对待。若届时仍未宣布，则全行作废。(43) 不过，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确是因为北方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做出继续谈判国民会议的姿态。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44)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45) 在袁世凯等人的策动下，其属下将领动作频频，作势兵谏。25日，伍廷芳电告黎元洪：“日前唐使绍仪致电段君祺瑞，劝其赞成共和，讽令清帝退位。昨接段回电云，比因政体由内会议，自应静候解决，乃至今尚未定议，顷已电阁府部，痛陈利害，并联合各军奏议俯顺舆情云云。段能如此，洵明大义。尊处速派心腹代表与之接洽，并劝其速电清廷，谓停战期将满，我辈断不忍南北自相残杀，应请清帝速行退位，否则统兵入京。如此，则清廷退位之事，必不敢迟延不决，以误时日。”(46)黎元洪认为清廷显系不愿共和，电告孙中山、伍廷芳，若停战期满，彼不决定退位，不能再度展期，此前所提优待条件，一律取消。(47) 果然，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7人于26日联衔电奏，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不必等待国会公决，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暂时代表政府进行交涉，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张锡銮等北方督抚也联衔致电内阁，以召开国会已无可待，请代奏十条要求，首先就是恭请皇太后、皇上临幸颐和园，或北狩热河，下诏南北罢兵，速组共和政体；派全权大臣与伍廷芳年内在天津速组临时统一政府，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 不无巧合，同样在26日，杨度、薛大可、王赓、蹇念益、籍忠寅等在北京组织共和促进会，其宣言书称：“欲求中国之保全，先求南北之统一，欲求南北之统一，先求北方之实行共和。近者朝廷有逊位之说，尧舜之盛德，薄海同钦。乃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忽大张君主立宪之帜，破坏阻挠，不遗余力。”(48)“并闻各亲贵与君主党甚疑与某有密切之关系，盖因其宣言书与某之议论相同，且杨度又为某素所最信任之人也。”(49)所谓信任杨度之人就是袁世凯，因而此事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南方公开释放的信号。 27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依然口口声声要求请就变通选举条件及开会地点作复，不敢置议退位之事，并说：“现时外人所以承认我国者，实因朝廷尚在也。今政体未决，此间若即逊位，恐外人将否认我国，势必联袂干涉。故此间先行逊位一节，万难遵办。仍是先开国会，俟政体解决后，再议逊位，为最适当之办法。”(50)如此再三否认退位密议，是否真的只是为了塞住拥帝势力的悠悠之口，不能不引起民军方面的警觉。 鉴于事态再陷僵局，相关各方紧急磋商，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当日孙中山电示伍廷芳，和局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请伍廷芳将清方撤销唐绍仪、不认全权已签之国民会议选举法及提出清帝退位之议以及正式公文通告的优待条件和各项办法，再三反复，实无心于和平，此番开战，其曲在彼之真相，正式对内对外发表。(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