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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社团，一般而言也多是混用，但也有特别在意者。清帝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公布后，招致不少批判之声，尤其是对清廷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等项，反应强烈，指为“不伦不类之共和国，必至贻笑万国，贻害将来”。表示坚决反对，要求从速改订。(119)正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太强，伍廷芳等和谈代表才不得不通告全国，详细说明原委，以释群疑。 激进青年和社会党更加觉得不可容忍，关注时局的苏州学生叶绍钧就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自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他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天铎报》发起的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120) 沪上各团体果然于2月10日在社会党会场开会，先由发起人邹亚云敦请江亢虎演说，接着余纯武、余鹤、夏重民、谢树华、梅竹庐、徐茂均、蒋宸予、周文奎、李怀霜、凌翘、陈光誉、梁廷柱、许克诚、邹捷三等相继演说，“皆激昂慷慨，责参议院之偾事，伍廷芳之溺职，力主战争，不欲和议。”继由邹亚云提议组织临时机关，由江亢虎主席定名为和议纠正会，公举代表江亢虎、夏重民、李怀霜当晚即向伍廷芳责问，并电致参议院。又决定次日在张园开大会，请各团体提出意见，以维持中华民国，监督临时政府为目的，在沪诸君皆为会员。(121)代表访问伍廷芳提出反对意见，未得要领，遂即再开大会，“意赴宁要求修改，期不悖共和本旨”。(122) 以清帝退位的形式和平解决南北战事，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在以往的研究中颇受诟病，指为只得到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不仅革命不彻底，而且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从而留下后来帝制复辟的严重隐患。诚然，退位优待以及袁世凯出掌大位的结局未必理想，可是，转换角度，在整个世界革命史上，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200余年的清王朝连同2000余年的皇权帝制一起走下历史舞台，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东西列强都认为绝无可能的地广人众的国度，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体政体政治形式。不仅如此，由于政权的和平更替，包括藩部在内清朝原有疆域和各族民众，基本得到维系，避免了稍后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解体命运，在实现从帝制到共和跨越的同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共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绝无仅有的典范。 受到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对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分别用不同的革命史观重新审视，形成与历史本相有别的描述解读。而当时各方各有所图，也不可一概而论。本来逼迫清帝退位，是在南北和谈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直取核心的办法，面对清廷皇室的袁世凯不便将内心想法和盘托出，而要借重南方民党施加压力，自己则做出勉为其难的姿态。他或许不无对清朝的臣节，更多的还是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考量，宁可让失去权力的清室担些虚名，以免受南方政府的约束钳制。他利用清朝，旨在革命党，同时也有承继大统的美誉，以及主导另组政府的便利。他对清室绝不以禅让的尧舜视之，正因为清室已经失势，才会藕断丝连。对于袁世凯的弄权，孙中山预判准确，针锋相对，却苦于同党共识不足，给袁世凯留下回旋空间，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疏失。南北妥协，避免流血瓜分，作成共和新局，令各方不仅如释重负，而且都有所期待。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各自的担忧，促使他们重新反省，又不免后悔当初不得不然的妥协。 注释： ①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②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1-112页。溥伟将此事系于1月17日，据《中国革命记》连载的《议和记》，应在1月19日。 ③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9页。初二即1月20日。 ④《组织临时政府之地址》，《顺天时报》1912年1月24日第7版“时事要闻”；《清廷退位问题》，《民立报》1912年1月29日，第4页，“新闻一”。 ⑤《议和记》，《中国革命记》第24册，“记事”，第7页。 ⑥《致伍廷芳电二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页。 ⑦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第78-79页。 ⑧《致孙文、黄兴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5-446页。 ⑨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79-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