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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清廷再开御前会议，结果颇一致，虽间有反对者，亦无效。只是随即召开的内阁会议磋商优待皇室条件，反对南方削减经费为常年200万两。即由阁丞华世奎起草电驳。(72) 与此同时，伍廷芳两度致电孙中山、国务各总长、参议院议长，通告就袁内阁所提条件有所修正的交涉情形。同日又致电黎元洪，告以修订的优待条件已极宽容，惟坚持清帝逊位，以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免于虚君位之嫌。 虚君共和，是康有为在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清廷朝不保夕、共和新国即将出现的形势下苦思冥想出来的“妙法”，他坚持认为没有君主，势必造成内争，引发外患。而虚君最好是保留旧主。袁世凯与清廷恩怨甚多，并不情愿受制于人，也不想做大清朝的忠臣，但是却借用虚君共和的名义，以缓解与皇族的矛盾，增加与民军讨价还价的砝码。南京方面则惟一恐虚君坐实，非但共和不能完整，清帝还可能反攻倒算。而确保共和的主要途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将清廷彻底赶下台，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至于共和成立后如何防止陷入内乱和专制，则是在共和体制内逐步解决的下一步问题。 清帝退位及其优待条件公诸于众，在南北双方都引起强烈反弹。2月7日，北面招讨使谭人凤致电袁世凯，反对保留清帝尊号。他详细分析道： 夫君主、民主国体既绝不兼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不独无以尊崇国体，实恐见侮外人，其危险一。清廷退位，非出于禅让之本心，而屈于民军之势力。若阳许逊位，阴行帝制，将来暗结私党，巧借外援，路易十六之祸，行将立见，其危险二。既许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本无干涉内政之特权。惟国交仪式，系尊重国体，非尊重其个人。玉帛往来，仅一时之礼。今清廷退位，国体变更，五种民族，视同一体。君权已全体取消，帝号本无所依据，若视为外国君主，称帝于民国之内，则彼将怀抱野心，煽惑蒙、藏，徐谋恢复，启藩部分离之渐，坏中华统一之基，其危险三。逊位之后，领土、主权，一律转移于民国，此应然之势。若仍拥帝号，难保无赵尔巽、升允之徒，坐据偏隅，遥奉名义，以相号召。将来内部征讨，劳民伤财，殆无宁岁，其危险四。 他主张称清逊帝为让皇帝，及身为止。至停战展期，万不能再允。“倘犹观望迟延，即认为有意挑战，惟有联合南北各军队一致进行，兵临城下，噬脐何及。”(73) 对于谭人凤的反对之声，袁世凯只能敷衍了事，复电称：“国体问题，正在磋商，力求平和解决。其中为难情形，唐、伍两君皆所深悉。来电所虑各节，必可消弭。此事但求实际，不系虚称。如以武力迫胁，则恐横生枝节，反多阻碍，大非吾人渴望平和之心。”(74) 与此同时，北方拥帝势力的反弹也日形激烈。8日，袁世凯致电上海唐绍仪转伍廷芳，描绘北方形势的复杂，做出推心置腹的姿态，争取理解和同情：“此次条件，系奉交议。今早燕孙等请旨验商，刻已发去。南方为难，亦所深知。但北谈平和，群起仇视，近日多方解说，始稍有头绪。要以优待条件能满大众所望为主，否则必有绝大暴动。京内洋人藉居各巷深多，倘扰乱，枝节必多。且肃、恭两邸潜赴奉，因而奉天军民正激烈反对，恐终须为日人所占，又不准金波赴奉。异常焦灼，正在解劝，未知有无效果。请切电简墀，万勿附和。而芝泉所部又出变象，亦须设法抚集。芝尚未到京，兄实为保全大局和平解决起见，岂专眷念故君耶。祈谅之。”(75) 北方拥清势力主要聚集在奉天一带。早在1月20日，就曾以奉天谘议局、教育会、自治会以及农、工、商会等团体的名义致电清内阁，号称“东省人士拥戴君主，矢死不能移”，所谓“朝廷将有逊位之说”，“东省人民万不敢承认”，要求内阁“宣布政见，亟谋所以表示之，以靖浮言而安全局”。(76)稍后东三省军队再度致电清内阁，反对朝廷逊让，亲贵逃避，宣称“各省一心，共襄尊王，军民庶众，翘首以待君宪之治”，东省士民尤为奋激，“已实力联络，誓死希望君宪”，要求袁世凯“早定方针，以安人心而靖大局”，并“宣布政见，表示机宜，慎勿轻从一二人之私言，而显违敝省军民之同心”，否则不能尽保卫维持之责任。(77) 2月7日，总督赵尔巽又来电，以东三省地位、人民心理确与内地不同，提出“万一政体解决出于军民希望之外，则对于东三省应有权宜办法，方免危亡”。他迭次密召士绅、军队商议，将所要求归结成七条：“一、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二、东三省人民得专备大清皇帝选充禁卫官兵；三、大清皇帝于东三省三年巡幸一次；四、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五、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六、三年内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七、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78) 关外异动不断，的确令袁世凯担忧局面失控，使得清帝退位和自己接掌大位的计划进程变生不测。7日，他电告赵尔巽：“日来各处谣传，谓袁某阳持君主，阴谋共和，此乃革军间疏我北军之诈计耳，祈勿疑议。开战在即，凡事诸要小心，□勿以革军谣言贻误大局，丧失地方。”(79)次日，又以内阁名义致电赵尔巽等，回复其半个月前转来的奉天谘议局等团体和军队的质问，辩称：“内阁只有行权之责，至解决国体，关系重大，非阁臣所敢擅裁，迭经皇族会议，请旨办理。近日讨论优待条件，亦系奉旨之事，并随时请旨遵行。凡奉旨不准宣布者，例不得布告士民。现国体如何解决，尚未奉有明诏，讵可以臆度之词，向人商议。是以贵局、会来电，未便作复。总之，无论何省，断不肯置之不顾。”(80) 同日，袁世凯再度电示赵尔巽：“近日近支王公均以军离饷竭，无可言战。慈圣亦谓，如待瓦解，兵临城下，优待皇室一层岂能再议。两害取轻，不如先与南方商酌优待条件，果能合宜，亦可俯顺舆情，宣布共和政体。因命凯与南方作正式商议。奉旨后，力辞不获。现在开议，上命不许宣布，因暂未能明告。且时局变幻多端，仍不知能否即行解决，尤未可与人预议解决后之办法。”(81)打着帝后的旗号，在袁世凯既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也有奉旨办事的便利。从他隐约透露出来的实情可见，直到此时，袁世凯仍然小心翼翼，惟恐操作稍有不当，清帝退位之事便会前功尽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