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清末陈炽即主张在设立乡官的前提下裁撤佐杂官职，认为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县丞、主簿、吏目，均可裁撤。但是他又指出设立保甲的缘由之一，是由于州县“辖境太宽而佐理无人，不得不授权于吏役，虽设丞尉，只解营私，亦有监司，徒增掣肘”。（清）陈炽：《庸书》（内篇）卷上《乡官》；卷下《保甲》。
    (116)（清）鄂尔泰：《议州县不必设副官乡官疏》，徐栋辑《牧令书》卷2《政略》。
    (117)（清）鲁一同：《胥吏论》。
    (118)（清）尹耕云：《胥吏论》，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8。尹氏原文是指中央部院衙门而言，本文以为对于地方官同样适用。
    (119)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
    (120)（清）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3（文移）《劝谕约束衙蠹以肃关防事（雍正三年正月）》，张民服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21)（清）郑观应：《书吏》。
    (122)（清）方浚颐：《世吏世役说》，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8。
    (123)（清）佚名：《驭吏刍言》，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1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77-761。
    (12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620至625册。
    (125)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2年，第20、239页。
    (126)［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第161页。
    (127)［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还有一种由乡绅操纵的保护型经纪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和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但是，下层士绅卷入赢利型国家经纪中亦不少见。
    (128)(131)［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41、33、39-40页。
    (129)［英］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0-38页。
    (130)［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66页。这里只在非常狭义的范围借用杜赞奇的观点，实际上从整体上看，笔者仍然倾向于萧公权晚期中华帝国对乡村实施了成功控制的论断，但成功控制并不代表毫无缺点，以给予适度自由为标志的“非完美”型控制恰恰对帝国安全很有利。可参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321.
    (132)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8页。
    (133)(134)［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第9、28--29、44页。
    (135)［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41页。
    (136)［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第284、286页。
    (137)大致可以如此划分，但并不是绝对严格，例如衙役中的仵作，可能要求其研习《洗冤录》等检验尸伤的参考书籍，因而“文理明通”应该也能够达到。
    (138)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139)（清）不著撰者《州县须知》卷1《谨差下乡》。
    (140)（清）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榆林同知汪元仕》，周光培编《清代笔记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 13册。
    (141)（清）王济宏：《萚廊琐记》卷8《记建昌鸟》，周光培编《清代笔记小说》第5册。
    (142)（清）袁守定：《图民录》卷2《所行皆是吏自畏服》，《官箴书集成》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