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长怠工，往往造成恶性循环。例如地方衙门积案过多，延搁不办，自然不免给胥役从中需索造成机会。吏役遇有事情便需索使费，时间长了这些使费便形成“陋规”，而且逐渐加增，因而吏役的位置被视为“美缺”，这又成了“顶首银”出现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了“缺底”之说。花了很大代价的吏役，势必借端舞弊，寻求高额回报。(16)词讼案件等事务的延搁，地方官负有主要责任。吏役捅了篓子，要追究该管官员的责任，前者反而得以置身事外，于是更无顾忌，嘉庆十八年针对部院衙门吏役擅权的上谕就提到了这种情况。(17)
    时人谓地方官有“四事”和“十害”。四事指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和莅事以勤，十害为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残酷用刑、讯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材、纵吏下乡（“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和低价买物，以四事自勉方能去十害。(18)居官三字诀曰：清、慎、勤。何者为首？刘衡说：“三者皆居官之要，而勤则其尤要者也，不勤则事多拖累。”(19)李绂认为，官受蒙蔽，并非大家所想的官不明事理，而是不勤政事，“中于不明者十之二三，中于不勤者十之七八”，即使人智识短浅，只要事事躬亲，“则奸欺者不能尽售其术”，反之“一人之智，不足敌众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其私智而巧中之”。(20)嘉善人陈于王为句容县令时，所有词讼亲临亲断，书手仅负捧案牍之责，不敢轻易说话，取供词则不敢上下其手，钱粮征收给发不敢挪用侵克，百姓有事不用贿求吏役，吏役便基本无可乘之机。没有了好处，自然“在内者求退勿获，在外者宁束手无聊而不愿进县门一尺”。(21)就驭吏而言，此例体现出时人对官长“勤”的直接效果的期望。
    为官之道，“勤”甚于“清”是一种公开的态度，江西浮梁县衙大堂内楹联的下联即是：“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22)要想不假权于吏役，就得勤于政事。汪辉祖告诫曰：“官须自做”，“事无巨细，权操在手，则人为我用。若胸无成见，听人主张，将用亲而亲官，用友而友官，用长随吏役而长随吏役无一非官。人人有权，即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约束，人转难堪，甚有挟其短长者矣。”(23)汪的论述为刘衡所发展：“州县一官，必须自做，然而书写拘唤之劳，势不能不分权于书役，奔走传宣之细，势不能不使令夫家丁”，但是如果委以腹心，或寄以耳目，则“由此而通索线，由此而树党援，丁则以役为爪牙，役则藉丁为靠背，以致民情浮动，官谤沸腾而彼昏不知也。”(24)从另一方面来看，“自做官”也是“亲民”的最好表现。牧令只有“自做官”，才有可能爱民如子，才有可能做到真真的体恤民情，达到弘扬儒家民本思想的目的。(25)
    “事权”关系利益所在，衙门吏役要通过竞争才能得到，因此许多地方官以之作为对吏役工作卖力的奖赏，不过这一做法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并认为是官不勤政事的后果，建议对办事认真的吏役用其他办法给予激励，于民于官都有好处。《作吏要言》即云：“书役办事勤劳，在官自有激劝之法，或赍以银钱酒食，或优以奖励，或以功抵过，均无不可”，只是千万不要书吏则派以讼案、承行差役则赏以勾摄符票，这样“是显授以需索行贿之柄矣”。“殊不思书役束身公门，为（唯）利是嗜，虽耳提面命，旦夕防闲，尚不免暗中播弄，肆其贪噬之心，况可显然授以柄而张其胆乎！”(26)地方上虽然不乏“持已有节”的官员，却也不乏“驭下无术”之牧令，同样亦可看作是不勤政事的突出体现。
    2.官长之包庇纵容
    官长对吏役非法行为的包庇与纵容，是地方吏役方便窃取行政权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地方衙门当中，官、吏、役之间不一定是敌对的，相反首先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工作上这样，私人感情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作为“弱势”的吏役受官长保护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这是前者能够供后者“驱使”的基本前提。因此，保护吏役就是保护本衙门的利益。然而，当“保护”转化为“包庇”或“纵容”的时候，即从性质上完全走向了反面。
    顺治十一年，礼科给事中季开生上疏云，官长失职有十个方面，除了有忤圣旨和轻视民瘼之外，“庇胥吏”作为“纵属官”的延伸，排在第四位。(27)足见高层士大夫对地方官员庇护吏役行为的痛恨，亦可见对吏役乱法的防范在清朝建立伊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包庇或是出于“通同分肥”和自顾考成的需要，而纵容则是一种主动的“失察”。
    史籍中有不少关于官长包庇、纵容吏役法外获取利润的重大案例。例如乾隆年间，浙江诸暨县发生了该县官长、粮书将已征钱粮捏报未完、通同侵蚀一案。知县黄汝亮无所作为，一任书吏等将粮多大户设法按捺，任意侵挪。事情败露后，粮书与册总又以从前侵用银米“捏作民欠”，将粮户执票“托言划抵新粮，骗回灭迹”。知府查问时，该书吏等又贿通黄知县的儿子黄其聪，抽换册簿、补印申送，希图蒙混过关。黄知县见势不妙，遂乘机告病回籍。(28)在这个案子中，正是由于该管知县的纵容，终于酿成大祸，因此上谕批示其“非寻常作奸犯科可比”。道光十二年，御史邵甲名奏请严禁地方官吏相沿陋习，称民间词讼有“传纸”、“坐差”二弊，胥役等出资打点后，点差时本官即坐派该役，无论多长时间都不再委派他人。(29)试想，如果没有官长的包庇与纵容，地方司法活动中民间深为痛恨的传纸、坐差一类的弊病是断然不可能出现的。
    对吏役的包庇和纵容，包含了由“信任”而导致的“听任”。就官长信任自己的办事人员来说，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信任过了头，对违法乱纪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串通起来，衙门里只能是“一片混乱”。这种情形在吏治状况不佳时更为普遍。实录记载：道光年间，四川内江知县吴勤邦就曾严刑逼勒，纵容吏役讹索，以至酿成人命案件。知县义子胡玉丰同样纵令书役多方搜括，鱼肉乡民。知县还听任典史擅受民词，纵役诬良，又有威逼民妇自尽之事。峨眉县知县胡林秀，巧立名目按地丁加派，向差役、书吏、代书等派银二千余两，遂纵容后者勒索民户纸笔饭食等钱，等等清弊，不一而足。(30)再如道光末年江苏元和知县秋家丞，信任家丁王四，该家丁遂“遇事招摇”、威风八面。(31)咸丰时，俞舜钦知江西铅山县，“贪贿庇差”，私设班馆，滥押无辜，嘱令书吏借端诈赃，蠹书等说事过钱。(32)又有直隶迁安县，盗贼充斥，知县于志瀛庇差豢盗，袒护门丁，声名狼藉，民间有“于大强盗”之称。(33)山西祁县知县张汝清，信用书吏及举人包纳粮税，每银一两收至制钱二千二三百文，概令折钱交纳，劝捐先索规费。(34)陕西宜君县书吏孟继周等，因蒙官勒派遭到斥革，该署知县张奎令复充兵书，孟继周又为其子弟等营充县吏。愤怒的乡民将孟继周等房屋拆毁，署县不敢据实禀报，孟继周则先行逃跑。张奎被指“难免无纵容指使情弊”，遭到革职。(35)以上种种都说明，地方衙门吏役的舞弊，官长的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衙门利益在成员之间有一定的一致性，有时候地方官会冒着遭处罚的危险，竭力保护自己衙门的犯事吏役。以至于局面常常超出他们的控制。嘉道年间，李振祜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称州县钱粮亏空情弊，官亏而外，更有书亏，“查书亏情弊，或串通幕丁，蒙混本官，私雕假印，伪造串票，有满其私橐而远扬者，有挟制本官而自供不讳者。州县回护处分，隐忍代认，而奸书遂益以侵蚀为得计”。(36)纵容的结果，即是吏役坐大，从而不将官长放在眼里，甚而要挟。事发后吏役可以“远扬”，而朝廷命官则很难做到这点，往往惹火上身。光绪年间，湖北郧西县书吏干瑞堂，因廪生余琼芳“在捐局查明欠赈”，两人发生口角，余琼芳虽先动手打人，但被干瑞堂推倒在地，毒打并踢伤左后肋致死。时任知县“玩视人命，袒护书吏”，后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继任知县彭世翰，则任听仵作谎称中毒身亡，会审时又帮同拷讯，遭到革职，干瑞堂拟绞监候。书吏王士俊作为干瑞堂殴打余琼芳时的帮凶，遭杖一百革役。代书干必达代作词状、串唆教供，则被判以“极边足四千里充军”的处罚。(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