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有言：“官即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38)从这个角度讲，官员庇护吏役就是帮助自己。同时往往有“地方官既未能觉察于先，复不免回护于后”的情况。(39)甚至有人说“州县之亏空，非由于办漕书差之侵渔，实由州县之回护。”(40)乾隆皇帝也曾表示：“朕思外省书吏、舞弊侵渔之事，自所不免，加以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41)众多事实似乎都在向人们展示，整个弊端的根源仍然在官僚集团内部。在官长不勤政事的基础上，再加上对吏役的包庇或纵容，使地方行政权力的异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3.吏役之主动争取
    地方衙门吏役的投机钻营，以蒙蔽官长为能事，有云：“在胥吏惟思考作弊，故无一事不欲瞒官。”(42)蒙蔽官长，是吏役对行政权力的主动争取。之所以要蒙蔽官长，是因为官长之“身份”能够赋予吏役行政权力以“合法性”，即如鲁一同所说：“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43)还有人指出：衙门必有人役，“然此辈聪明不用以效劳，而用以罔利，略假效颦，便生威福，潜窥动静，巧弄机关。”(44)也就是说，蒙蔽官长是吏役能够胡作非为的前提之一，而欲蒙蔽官长，则不得不事先“潜窥动静，巧弄机关”。“略假效颦，便生威福”，官长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受吏役蒙蔽。因此李绂亦云：“居官大戒，第一朦蔽。盖上下内外，非朦蔽无以行其奸欺也。朦蔽之在内者，有官亲家人，朦蔽之在外者，有猾书蠹役，内外勾连，鬻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与，而坐听声名之败裂，其亦危险矣哉！”(45)对于地方官而言，全然不了解情况是比主动信任、纵容吏役乱法更为有害的事情。雍正帝即指出，出现于地方各级衙门最严重的吏役舞弊情况，原因主要在于官长“为所欺而不知，受其累而不悟”，因此要求各级地方官，“约束于平时，访察于临事，不因熟悉条例而轻听其言，不因善承使令而误堕其术，秉公驾驭，用意防闲。”(46)乾隆皇帝刚刚即位，就要求外省衙门严察吏役，称书役之为害甚剧，“州县官不知所以振刷而剔除之”，反而姑息养奸，或者喜欢其“巧于趋承”，受其蒙蔽，“此则不爱百姓而爱吏役，即属戕害吾民之甚者也”。(47)
    “官尊则吏横，官卑则吏弱。”(48)易受欺蒙之官长，也往往被吏役所轻视，不但威信扫地，而且易受其所累。乾隆九年，金溶为福建漳州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余交结大吏家奴，势力出长官上”。该县华葑村距县城二百里，距离太远，康熙时曾议设县丞，“以不便于胥吏，格不行”。金溶到任，再次提出设置县丞的请求，“布政使文不下府而直行县”，很明显是吏役在从中捣鬼。后来，金溶通过对县胥的严加讯问，“得其交通状”，遂将之治罪，设县丞之事亦确定下来。(49)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据已经抓获的陆丰县匪棍林广参交代，其平日交结县书头役李芳、余贤、陈辉等，受其暗中包庇，才得以纠结族匪多人肆出抢夺，而知县李光万则“听信书役朦蔽不办”。(50)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御史王允辉奏，山东省窝贼之家，多有冒捐功名、勾通州县吏役相与袒护者，而“地方官为吏役蒙蔽，或捏饰不报，或改盗为窃”。(51)
    追究官长易受蒙蔽的原因，与其初入仕途或由外地调任有极大关系。正是官长不得当地详情，所以对吏役的言行不辨真伪。因此对于官长而言，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情况，“兼听则明”意义非同一般。例如当有人主张官员赴任时为了避嫌不应接见当地士绅的时候，叶镇指出：“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若概不接见，势惟书役之言是听矣。……概以不见绅士为远嫌，犹未免于内之不足也。”(52)不过，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勤”字。昏聩糊涂的官员即使件件过目、事事留心，都难保有疏忽之处。如果官员贪图安逸，不留心公务，更难保其不受吏役蒙蔽。(53)“邑长，民之父母也，吏胥者，邑长之仆也。”但是往往官长反倒受吏役“役使”。正是谢鸣篁所言，衙门书役，虽离不得却也“信任不得”，否则，“惟我用他不过为他所用”。(54)
    有一种蒙蔽，官员即使精明也难以觉察。例如在一桩发生于江南的土地买卖案件中，书吏因受贿，将契约做了手脚，致使审案的结果截然相反。原本绝卖的田产，书吏将契约上的“绝”字挖去，再补以“绝”，“问官照见‘绝’字补痕，以为业主挖改，竟为活契断赎，致业主含冤莫白。”(55)吏役、家人若狼狈为奸，自然也不易发现，王植就曾说：“余每见州县胥役作弊，皆与家人连手瓜分，官或有所见闻，则家人屈为掩饰弥缝。而胥役婪赃民间，皆面讲规礼，家人需索则胥役为之传说。”(56)这种蒙蔽，本官则更加无从防范，本文称之为吏役弊政的群体性基础。
    4.吏役乱法的群体性基础
    清代地方衙门的每一项行政事务，都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职能部门，都得经过幕友、书吏、衙役和家人之手，因而地方衙门吏役的不法行径有着集团联合的“群体性”基础。刚毅曾以幕友为例指出，纵使幕友品学兼优，“但一入官府，家丁书吏又不能不联络一气，少或隔膜，致招腾榜，百般掣肘，此馆不能一朝处也，不得已同流合污，因循隐匿，鲜能尽心匡助”，而“卑鄙妄为者”就更不在话下了。(57)刘衡亦指出：“门丁书役表里为奸，官若信任门丁，门丁倚书役为爪牙，书役藉门丁为耳目，因而弊窦丛生，剥削地方元气。”(58)瞿同祖的分析认为：“如果某个职业群体的多数人从事越轨活动，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剩余成员施加压力强求一致。某些成员的不一致，也许引起不同程度的集体制裁。”(59)本文将继续以实例进一步给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