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从后姓例
    宋永初三年，长孙嵩实姓拓拔云云。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皆重复，及高祖迁洛，乃改为单姓。旧史患其烦杂，悉从后姓，以就简易，今并因之。
    按：见《通鉴》卷一一九永初三年（422）载：魏主以长孙嵩、 奚斤、穆观、丘堆等为左辅右弼，“嵩实姓拔拔，斤姓达奚，观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复，及高祖迁洛，始皆改之。旧史恶其烦杂难知，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今从之。”又《通鉴考异》卷六“魏主改功臣姓”条也云：“魏初功臣，姓皆重复奇僻，孝文太和中，变胡俗，始改之。魏收作《后魏书》，已尽用新姓，不用旧姓”《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所称者，盖其旧姓名耳。今并从《魏书》以就简易”。
    按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政策，曾把鲜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如拓拔改为元，达奚改为奚，拔拔改为长孙。例中“长孙嵩实姓拓拔”句，当据改为“拔拔”。《通鉴》不书旧姓，采取从后姓之例，在文中随事载明，改归一律，为的是“以就简易”。如《考异》卷五“魏安西将军古弼”条云：“《宋·索虏传》作‘吐奚爱弼’，《氐胡传》作‘吐奚弼’，盖其旧姓。今从《后魏书》。”在《通鉴》正文中即书作“古弼”。其后《金史》也沿袭此例，如金翰离不兀术等，即书所改名宗望、宗弼等。对此，郑瑗《井观琐言》卷三曾批评说：“《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旧姓名，乃得事实。魏收《魏书》率书新姓，温公《通鉴》从而书之，以就简易，失其实矣。”郑说自不无道理，但司马光作通史，以“就简易”为原则，也无可非议。
    李继昭本姓符，名道昭。复姓符，名道昭。
    按：《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902）四月载：“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通鉴》凡赐姓改名者，或则书其更改姓名之事，或则即书其后来所改姓名，在下再说明其本来姓名，如上例所举。至其后来恢复本来姓名，仍依旧名而书。如以后李继昭降汴，同年十二月载：继昭“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此后即书其旧名“符道昭”。
    （32）书字例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庙，大夫既卒书字。
    按：见《春秋》僖公十五年载：“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杜预注：“夷伯，鲁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谥，伯字。震者，雷电击之。大夫既卒书字。”
    大同二（阙）时人多以字行，旧史皆因。
    按：《通鉴》卷一五四中大通二年（530）载中书侍郎邢子才事后，下云：“子才名邵，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例中“大同二”实为中大通二年。按邢邵因避魏主兄彭城王邵讳，故以字行，如《魏书·邢子才传》称：“少时有避，遂不行名。”旧史对此一般即称其字。
    字及小字可知其人者不复重述，难知者乃述之。
    按：《通鉴》书字及小字，凡据上下文章可知指谁，一般即不作说明。如卷一二三元嘉十七年（440）载领军刘湛善论治道，宋文帝曾说：“刘班方自西还，吾与语，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云云。谙湛小字班虎，宋文帝语中称为刘班，语意明晰，即不再加以解释。对称字及小字而难知其人为谁，《通鉴》则在下加以补充说明。如卷一一九景平元年（423）正月载蔡廓、徐羡之事，蔡廓曰：“我不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下又记：“干木，羡之小字也。”卷二五九景福二年（893）记载崔胤为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其季父崔安潜说：“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下也云：“缁郎，胤小字也。”
    凡以字行者，始即称字，曰名某，以字行。大同以后始尔。
    按：《通鉴》载人一般收其名，以字行者则于人物初见即书其字，“曰名某，以字行”为其基本格式，如前举邢子才即是所书之例。
    此外，《通鉴》行文有时也略有变化。如唐代宰相姚崇，书名凡三变，卷二0五万岁通天元年（696）十月初见书其本名“姚元崇”，至卷二0七长安四年（704）八月云：“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以下记事即书其字“姚元之”。至卷二一0 开元元年（731）十二月又载：“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 复名崇。”此后一直书作“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