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释例》三十六例的价值
    《通鉴释例》三十六例久佚重见，为《通鉴》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其重要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凡例是《通鉴》修史方法的有机构成。在以往的《通鉴》研究中，人们说起《通鉴》编纂的优良方法，总是论及其从长编至定稿的三个严密步骤，认为是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经验，对司马光制定修史凡例所起的作用则很少提起。其实后者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可增进对制定凡例重要性的认识。
    （二）有助理解《通鉴》和司马光的著述思想。如前所述，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类例增多了二十四例，文字五倍于前。这些材料无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通鉴》的体例，取材、行文的原则，还是研究司马光的著述思想，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澄清《通鉴》研究中的某些错误认识。史书凡例是理解史著的一把钥匙，但由于司马光没有自弁若干凡例于书前。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各自的体会去领会《通鉴》，其中有些理解是对的，有些理解则失之偏颇，甚至是错误的。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对澄清、纠正某些错误的说法很有帮助。在造成的错误方面，以对《通鉴》编年纪事方法上的认识最为混乱，而这对理解、运用《通鉴》来说又显得特别重要。
    注释：
    〔1〕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后附录。
    〔2〕《四库提要》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
    〔3〕《汉学》1994年第1辑。
    〔4〕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后附录。
    〔5〕刘羲仲：《通鉴问疑》。
    〔6〕刘羲仲：《通鉴问疑》。
    〔7〕《通鉴》卷七十黄初七年胡注。
    〔8〕刘羲仲：《通鉴问疑》。
    〔9〕司马光：《答范梦得》，《传家集》卷六十三。
    〔10〕《通鉴》卷七十四正始元年胡注。
    〔11〕刘羲仲：《通鉴问疑》。
    〔12〕司马光：《答郭长官纯书》，《传家集》卷六十一。
    〔13〕《左传》成公十三年。
    〔14〕司马光：《答范梦得》，《传家集》卷六十三。
    〔15〕刘羲仲：《通鉴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