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一下，以上两家所说《通鉴释例》仅有十一例，似和《四库提要》“十二类”说法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通鉴释例》内有“书王王未即位及禅位例”，《四库提要》计为二类，而两家则将其算作一例，因此实际数字是相同的。这里姑仍《四库提要》的说法，称之为十二类例本。
    最近，笔者发现了《通鉴释例》三十六例的全文，它见于元初张氏晦明轩刻本《增节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这是一个《通鉴》的节本，题南宋吕祖谦作，计一百二十卷。据元好问序，可知此书实为弋唐佐据吕著《通鉴节要》等增补编集，而由平阳著名刻书家张存惠晦明轩刻成。其中卷一收录了《通鉴释例》、《与范梦得内翰论修书贴》、《通鉴问疑》等。该书卷端序后有刻书牌记，对内容作了扼要概括，其中指出《通鉴释例》等“皆甚精要，比之诸本加数倍矣”。从其收录的《通鉴释例》来看，确实如此。此本虽然没有司马伋所作四图，但却包括了完整的修史凡例三十六例，与陈振孙、王应麟诸家著录相符。从其内容说明现存的《通鉴释例》“十二类”只是其中的十二例，因而《四库提要》所谓今本“盖并各类细目计之”，认为依然足三十六例之数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从该书的刊刻年代看。其卷端刻书牌记末署“泰和甲子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记识”，卷一二0 后也有“时泰和甲子下乙卯岁季秋朔日工毕，尧都张宅晦明轩记”牌记。按“泰和”为金章宗年号，“癸丑”为公元1253年，“乙卯”为1255年。 据此可以断定， 该书是在1253年至1255年之间刻成的。此时正当宋末元初，从时间上说比胡三省还在前，后此的胡三省尚能看到浙东提举茶盐司版本的《通鉴前例》，故可信张氏晦明轩刻本收录的《通鉴释例》所依据的本子应该是较早的。
    从该书所收《通鉴释例》刊刻文字上的特点看。《四库提要》曾根据司马伋跋中说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的说法，指出，“今本”没有阙略现象，因而认为今本“已非原刻之旧”。而新发现的三十六例中，这种“文全字阙”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用天子例”中云：“以四方争衡（阙）皆其故臣”，“它国称名，后称（阙）或曰某后”；“书官名例”中云：“宋永初三年（阙）时大州刺史率加都督”，“天监十年（阙）魏之州郡亦然”；“书封爵禅位例”云：“魏氏诸王皆（阙）”，“永初九年宋王欲受禅（下阙）”。上列文字阙略的数证，足以说明新发现的三十六例本是比较接近旧刻原貌的。
    新发现的《通鉴释例》三十六例与现存的十二例本相比较，在内容方面有如下三点不同：
    （一）三十六例本类例增多，文字大大加详。现存《通鉴释例》只有十二例，而新发现的《通鉴释例》则有三十六例。具体为：（1）用天子例；（2）书列国例；（3）书王制例；（4）书封爵禅位例；（5）书改元未禅位例；（6）书帝王将受禅例；（7）书庙号例；（8）书国号例；（9）书改元例；（10）书称号例；（11）书王公例；（12）书建列国太子例；（13）诸王书名例；（14）书立王例；（15）书徒王例；（16）书列国立太子例；（17）书列国纪事取年号例；（18）书官名例；（19）书兼职例；（20）书罢免例；（21）书聘使例；（22）不书例；（23）重书例；（24）豫言例；（25）追书例；（26）书日后先例；（27）书事同日例；（28）书事相涉例；（29）书斩获例；（30）书世系例；（31）从后姓例；（32）书字例；（33）书乡里例；（34）书改置州郡例；（35）书薨卒例；（36）书反乱例。以上（1）（2）（5）（6）（10）（18）（27）（28）（31）（32）（36）等十二例见于现存《通鉴释例》本，其余二十四例则为新增。由于类例增多，所以文字大为详备。十二例本总计只有五百字，而新发现的三十六例则有二千八百余字，篇幅增加五倍以上。
    （二）以相同的十二例而言，三十六例本除“书帝王未即位例”与之相同外，其余十一例的内容和例证均较十二例本丰富。例如“书列国例”，十二例本作：“三国南北五代与诸国本非君臣，从列国之制，帝后称殂，王公称卒，秦、隋未并天下，亦依列国之例。”三十六例本除上述文字外，又列举“大明四年魏太后常氏之殂，魏葬昭太后于鸡鸣山”的例证，在内容方面增多：“列国虽有地有民，而臣于他国者，死则称卒。如沮渠蒙逊、吐谷浑、高丽、钱镠、马殷之类。”“列国追封考妣皆书，国小人微者或可略。”这种例子颇多。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书官名例”，十二例本不到四十字，而三十六例本则有近四百六十字。
    而且，十二例本还有脱文、淆杂的现象。一是只有类例而无具体内容。如三十六例本有“书帝王未即位例”和“书帝王将受禅例”，十二例本归并作“书帝王未即位及受禅例”，按这应是二例，但却仅有“书帝王未即位例”的内容，而无“书帝王将受禅例”的以下文字：“帝王将受禅赞拜不名，以后不名。陈以后乃尔。名者上有君也，无君即未即位亦不称名，宋太祖、世祖、梁世祖是也。”遂使“受禅例”有例无文。二是将某一类例混入他类。如十二例本“书官名例”中，有“公相以善去曰罢，以罪去曰免”的内容。按此实为三十六例本“书罢免例”的文字，而误掺入“书官名例”。
    （三）十二例本后附司马伋跋语已有割裂， 三十六例本保存完整。跋文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是司马伋跋讲到三十六例时所列举的例子，“如曰齐襄公之二年”，“如曰节度使官自此始”，“如曰桓年以大雩有两秋之类”，这些例子分别见于三十六例本“豫言例”、“书官名例”和“重书例”，而为十二例本所无。二是司马伋跋讲到他曾“抑尝因此例而涉其书，放其离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为四图”云云，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相同。又“庶与《考异》、《音释》并行于世”云云，与胡三省说“以《音释》出于其先，编《前例》欲与之并行”的话可相印证。说明陈、胡所见司马伋跋文确有上述内容。 以上二点均进一步证实新发现的三十六例本是和旧刻原貌相符的。
    当然，十二例本也有极个别地方稍胜。如“书称号例”中，三十六例本说到“列国非其臣下之言不称乘舆、车驾、行在、京师、天下及崩”，十二例本此下多出“臣下所称仍其旧文”一句。有的文字异同，十二例本与三十六例本也可互作校证。但从总体看，三十六例本无论是在类例、文字方面都远较十二例为优，这些修史凡例无疑为我们研究《通鉴》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新资料。
    在探讨新发现的三十六例的价值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予以解决，那就是《通鉴释例》本身的真实可靠性。这本来不成问题。在宋人早期著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对此均无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