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魏晋士风变迁中的侠与儒
    关于游侠的研究，中国学者自章太炎、黄侃、吕思勉、钱穆、陶希圣、劳幹、瞿同祖以降，日本学者自宫崎市定、滨口重国以降，积累了丰厚的成果①。儒学及儒士，自来为研究热门，相关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本文仍以“侠儒”为论题，则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做一点新的探讨。
    《十七史商榷·党锢传总叙》称：“《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又谓范晔所论当是前承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桓帝延熹九年（166）党锢之祸条下“袁宏曰”。兹将袁、范所论②。
    按范晔、袁宏均将东汉末党锢名士的婞直之风，上溯至西汉初的任侠之俗。以经明行修著称的汉末党锢名士，与汉初游侠有何关联？两汉士风前后历经数变，不同阶段的士风有何内在联系？尚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这些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把握党锢名士的群体特征，对于把握两汉乃至东汉魏晋间的历史演进亦不无裨益。
    二、所谓“侠儒”
    本文所说的“侠儒”，乃指党锢名士。这里的“侠儒”不是“侠”（“任侠之风”）和“儒”（“守文之风”）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偏正词组，意为带有侠风的儒。“侠儒”一词出现的时代颇为晚近，囿于见闻，迟至唐、宋间仍未出现③。本文以“侠儒”指称党锢名士，乃因这一词语有助于揭示党锢名士的群体特征。尽管前人无此用法，不无生造之嫌，却也不完全是向壁虚构。汉儒之不脱侠义气节，前人已有注意，而将党锢名士直接比诸游侠，至迟三国两晋时已有其例。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正郭》批评郭泰既不应举出仕，却又无心“真隐”，而“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又引“故太傅诸葛元逊”（吴执政诸葛恪）之语：“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④ 郭、原都是西汉的名侠，可见诸葛恪、葛洪均将郭泰视为游侠。
    又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三《后汉书党锢传·张俭》“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钦叹息而去”条：“党锢者，游侠之变，其行有清浊，而以意气相死则同归也。”则认为党锢名士变自游侠，其气质与游侠相同。同书同卷《党锢传·贾彪》“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咸服其裁正”条，则径称“伟节（贾彪字）亦游侠之魁”⑤。
    东汉党人不尽载于《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但《党锢列传》所列“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诸有称号者，无疑为党锢名士的代表性人物，其中郭泰不仅在“以德行引人”的“八顾”中名列首席，而且是东汉末年最著称的人物批评家，堪称党锢名士代表的代表，故在当时享有极高声望，《正郭》中葛洪谓其“名称重于当世”，诸葛恪则谓“时俗贵之歙然”。更有进者，我们知道党锢运动的大本营是京师洛阳的太学，基本队伍则为太学诸生，而“太学诸生三万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⑥。正因为贾彪是太学生领袖，所以他虽不在“三君八俊”等有称号者之列，却仍在《党锢列传》中立有专传。“太学诸生之冠”的郭泰、贾彪，前者被诸葛恪称之为东汉版的“郭解、原涉”，后者被何焯称之为“游侠之魁”，不啻说太学诸生多为游侠。作为党锢名士代表人物的郭泰既被视为“游侠之徒”，他所代表的这一群体之带有游侠特征，似不足为怪。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有云：“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⑦ 亦将战国刺客、西汉游侠、东汉儒士视为一脉相承。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重要论据之一即为“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⑧。所谓“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即何焯所谓“以意气相死”，赵翼所谓“以义气相尚”，这都是典型的游侠风范。
    诸葛恪生长于汉末，与党锢事件时代相接。葛洪《抱朴子》撰于西晋，亦离汉未远。明清之际的何焯、顾炎武、赵翼，都是以博闻强识、学问深广著称，因而他们对党锢名士的印象和判断，无论是得诸传闻，还是依凭史籍文献，都不会是凭空虚构。上引《后汉纪》、《后汉书》在追溯党锢婞直之风的渊源时，均上溯至汉初任侠之风，显示二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历史关联，二书作者（东晋袁宏、刘宋范晔）显然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史实和资料所作出的判断，姑且不论这些史实和资料是否完全符合本来的实际的历史⑨。若就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史料所呈现出的党锢名士形象而言，的确是一身侠气。当然，党锢名士虽为“游侠之变”，带有浓重的侠气，却毕竟是追求经明行修、修齐治平的儒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以“侠儒”名之。下面的分析，以“婞直之风”及其主体党锢名士与“任侠之风”及其主体游侠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为主要线索，以揭示党锢名士群体的本质特征为主旨。作为分析的基础和前提，我们首先必须对于汉代游侠的起源、分类及其群体特征等问题，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