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舆论、声望。代表皇帝的宦官和党锢名士之间的清浊对立，实际上是朝廷和士林间的对立，而所谓“党人”本来就是作为违犯国家法律、终身不准任官的罪人。作为一支外于体制乃至反体制的社会力量，党锢名士与游侠颇有相似之处。东汉选举和乡里清议有紧密的关系，而主持乡里清议的正是所谓名士，甚至出现了汝南许劭、许靖所主持的每月对郡内人物进行升降品题的“月旦评”(66)。上文谈到，以太学为中心的士林舆论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不但直接影响到朝廷高官的声望和地位，如汝南范滂、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等，因其“非讦”执政，批评深刻，以至“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折节下之”；而且还影响到中央高官的选举，如“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辞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竟隐操三公辟举之权(67)。总之，从地方到京师的士林舆论（清议），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朝廷之外同时又对朝廷特别是对于选举施加重要影响的力量。这与当年郭解、剧孟在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甚为相似。《史记·游侠列传》载郭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郭）解”。有一位儒生对郭解有所批评，竟被杀害，郭解对此事并不知情，凶手也不知所在，吏以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即指郭解的声望之高，影响力之大，已是无远弗届，早就超出郭解所直接接触的范围，从而对国家公权形成了严重挑战。正是公孙弘的议论，使郭遂被定谳族诛。而党锢名士的名号，据《群辅录》所载，三君、八俊、八顾之前，均冠以“天下”，八及、八厨之前，均冠以“海内”。如三君之首的窦武号为“天下忠诚窦游平”、八及之首的陈翔号为“海内贵珍陈子鳞”云云(68)，这“天下”（“海内”义略同），就是《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谓“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的“天下”，也就是士大夫的天下，与朝廷相对立的天下。它也表明了党锢名士广被天下、远播海内的声望和影响力。
    （3）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组织、群体。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虽被书名王府，禁锢终身，但最终仍被赦归田里，元气未伤，其名声反而更高，如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从而使党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婞直之风”，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的全国性名士团体便形成于此时，川胜义雄将之称为野党式的“影子内阁”(69)。甚至有些州郡也模仿京城三君八顾形式“另相署号”，如山阳郡即“刻石立蝉”，采取乡里结弹形式，“共为部党”，标志着士人与朝廷的对抗公开化、组织化。党锢罪名中的“党”，即是“共为部党”，可以说，作为一种体制外势力的党锢名士群体，其组织程度相对于游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4）疏财仗义。名士称号中所谓“八厨”的“厨”，范晔释为“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上揭《群辅录》亦释为“倾财竭己，解释怨结，拯救危急”。虽无称号却仍名列《后汉书·党锢列传》的何颙，在“党事起”后，“常私入洛阳，从（袁）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可知名士的“疏财仗义”亦颇类游侠，川胜义雄氏更认为八厨就是“儒学行义者”（即党锢名士）中的游侠式富豪与逸民(70)。
    （5）复仇。复仇在汉代是公开的至少是半合法的行为，大概与汉代流行的《春秋公羊传》之肯认报仇、礼赞侠勇有关。据日本学者日原利国氏研究，相对于《周礼》对于复仇非但不是无条件的认可毋宁说体现出很强的限制意愿，《公羊传》乃无调和余地、无制约条件地主张复仇，积极肯定复仇，这在儒家经传中是独具特色的(71)。据《后汉书》本传，周党曾遭乡佐当众侮辱，久久不能释怀。后游学长安，“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克期决斗(72)。“八俊”之一的魏朗，“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后遭党禁，自杀。上面提到的何颙，“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临终向颙泣诉此事，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又《后汉书·苏章传》，载其兄曾孙苏不韦，因其父为李暠所杀，立志报仇，却始终未能得手，遂杀暠妾“并及小儿”，复“掘其（暠）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然而“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只有何休和郭林宗予以肯定。何休谓不韦堪与伍子胥相比，大概因为他是春秋公羊学大家，故肯定复仇。而郭林宗认为，伍子胥“见用强吴”，因吴主阖庐支持，并依靠吴国军队，始得报父之仇，而苏不韦则“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仇豪援，据位九卿”，“出于百死”，终于复仇，故优于伍子胥。作为党锢名士代表人物的郭泰，对苏不韦复仇的评价更高于何休，充分表明了这一群体对复仇的态度。众所周知，怨惠必报，快意恩仇，“借交（助人）报仇”，是游侠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无怪乎葛洪要说郭泰“诚为游侠之徒”了。
    （6）广泛交游。宦官所列李膺的罪状中，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一项。当时京师洛阳，聚集着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学生（“太学游士”），相互间的交游活动繁忙而炽烈，就像太学生符融对他邻寝室的同学、同乡仇览所说：“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郭泰以“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著称，《后汉书》本传载其所识之人中成名者，即达六十人，来自全国各地。《郭有道碑》称其“周流华夏”，广交师友(73)；前引《抱朴子·正郭》篇谓其“自西徂东，席不暇温”。就史籍所见，其游历之处，除家乡太原外，还有陈留、汝南、颍川、扶风、陈国、梁国、江夏等地，所到之处往往访问郡国学官、诸生(74)。《郭林宗别传》称其“入颍川则友李玄礼，至陈留则结符伟明，之外黄则亲韩子助，过蒲亭则师仇季智，止学舍则收魏德公，观耕者则拔茅季伟，皆为名士。至汝南见袁闳不宿而去，从黄宪三日乃去”，“士争归之，载（名）刺常盈车”。郭林宗卒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谢承《后汉书》谓“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途，盖有万数来赴”(75)。按游侠亦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史记·游侠列传》称鲁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洛阳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皆是其证。而据上述郭泰行迹，确与游侠不无相似，故上引《抱朴子》也正是从他“遨集京邑，交关贵游”，“栖栖惶惶”、“彰偟不定”，将其归为“游侠之徒”。
    总之，姑且不论“义”之正或不正，在舍生取义、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和行为方式上，党锢名士和游侠的相似度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虽千万人，吾往矣”(76) 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党锢名士获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后汉书》作者范晔在李膺、陈蕃等传论中，浓墨重彩，情注笔端：“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陈蕃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至今读来仍令人懔然。顾炎武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赵翼所谓“东汉尚名节”，主要就是指的这种重气轻身、舍命取义的侠义、侠气。这种精神也内化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性格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