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明”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其成绩也便于考察。“行修”则取决于他人的观察和评价。儒家所提倡的以孝为中心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道德所施对象的评价，也就是所谓“乡里清议”、“乡论”，就成为选举上最重要的凭藉和标准(92)。郡国对孝廉的举荐，其根据就是被举荐者在乡党的名望，可见“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绩，实取决于名望。“名士”的古义为名望高而不仕者，习见于东汉的“名士”称号未必不仕，却必为名望高者。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论”中称“汉世（东汉）之所谓名士者”：“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所谓“刻情修容”就是矫揉造作以表现“行修”，“依倚道艺”即依托经术也就是“经明”，“就其声价”便是凭借上述两条以博取名望，高抬身价(93)。所谓“弛张趣舍，时有未纯”，则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博取名望；“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乃指这样的名士并不能通达事理、应付时需。范晔所论，真实地刻画了东汉士林的风气，当时察举上的竞争，在“经明”上固然也有表现，如“守文之风”除了造成章句繁琐之外，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还“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即为明显作弊。但竞争主要还是表现在“行修”上。
    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行修”，具体体现为礼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举止的中礼，大至对三纲五常的遵循。当时太学诸生，有专门的服装，要习矩步。《后汉书·儒林列传》称光武帝建武五年（29）“修起太学”后，“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迤）乎其中”。列于《儒林列传》中的杜抚，“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他的学生周燮，《后汉书》本传载其“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但礼之大者莫过于丧礼，鉴于“生孝”难以考察，故服丧便成为孝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上文所述，在原涉生活的西汉成帝时代，少有依礼行三年丧者，但到两汉之际特别是进入东汉后，行三年丧的就多了起来。光武帝时“雅称儒宗”的韦彪，《后汉书》本传称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脊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他后来“举孝廉”可谓名副其实。至迟在安帝时行三年丧已普遍化，其后士人为了在“行修”上有异常表现，于是有突破之举。安帝时汝南薛苞，“丧母，以至孝闻”，父及继母死后，又“行六年服，丧过乎哀”；苞与其侄分家时，“奴婢引其老者”，“田庐取其荒顿者”，“器物取朽败者”。廉即让，让名让财，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宜乎公车特征拜官，“受禄致礼”，乃实至而名归(94)。宗室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以及袁绍都是服丧六年，因父死时年幼，长大后又补服三年。又有为长官、举主、恩师制服守丧者，为同僚、同窗千里奔丧者(95)。让爵让财者，亦多不胜举，如乡侯邓邯死后，其子邓彪让其爵位于异母弟邓凤，张禹父卒后，以田宅让其伯父，韩棱以父财数百万让给从弟韩昆(96)。以上都是对儒家丧礼和汉代法定爵位、财产继承方式的突破。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将这种现象与当时的选举制度联系起来：“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其实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所列“愆礼”、“过誉”诸篇，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的。如他在《愆礼》篇中指出，当时有人在母亲、兄弟死后不归家服丧，却为长官、举主服丧，难道“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吗？实因后者“皆在权威之门”，“庶福报耳”，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奥援，在社会上获得名誉。虽然“过”了一些，儒家本强调中庸，“过犹不及”，但儒家又有“观过知仁”之说(97)，故还是宁左勿右保险，宁过而唯恐不及。
    对礼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胜，以获得作为察举凭藉的名誉，于是这种突破就有类于打破纪录的体育竞赛(98)，为破纪录而百计千方，“好为苟难”；同时也一如体育竞赛，难免出现虚伪和作弊。后汉服丧上的最高纪录是桓帝时青州乐安郡人赵宣创造的。他“行服二十余年”，以墓道为居室，“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太守陈蕃听到他的模范事迹后，亲临访问，方知宣“寝宿冢藏”，“孕育其中”，“五子皆服中所生”，这是严重违反丧礼的行为，遂大怒而“致其罪”(99)。因为依礼服丧，衣食、住行、起居皆有严格规定，三年下来，大抵如上举韦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样，“医疗数年”才能康复，死于服丧中的不乏其例。这是孝的作伪。
    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荆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而“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从而为两个弟弟博得了“克让”也就是“廉”的名声，均被察举为官。若干年后，许武又召集“宗亲”，哭诉当年分家时自己多占财产，是为了弟弟们的前途，并且又将自己业已增殖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而此举又为许武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为过去贪财是为了弟弟当官，是“孝悌”，现在将财产送给弟弟，是“廉让”，于是“远近称之”，官升至“长乐少府”。显然，这两次财产分割，都是有预谋的操作、炒作、矫揉造作，是廉的作伪，也是孝悌的作伪。
    求名之弊的第三种表现，是名士间的“共相标榜”，“以为声价”，用当时的辞汇，则是“浮华”、“朋党”、“交会”。对此，前人所论已详(100)，此不赘述。
    总之，选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虚伪、做作，正是苦节走向极致的反映，标志着汉代以乡举里选为基础、以荐举为特征的察举制度走向了反面，已不可能挑选出真正的人才，即如《抱朴子·审举》所引东汉“时人语”所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不知书”即是“经明”的异化，“父别居”则是“行修”的异化。葛洪将之归咎于宦官当权，“危害忠良”、任用私人而导致“台阁失选”，忽略了作为深层次原因的选举制度。曹操毅然提出“唯才是举”的选举政策，甚至公然声称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就是针对上述汉末的选举之弊而发(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