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由苦节而诞节--从党锢名士到魏晋名士
    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伊川所谓“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学的兴盛激化了儒生数量膨胀和选举资源有限（加之被宦官侵占）之间的矛盾，导致仕途竞争白热化，最终使察举制度诸要素变质、异化，与当初的目标预设相悖，从而走向崩坏。而伊川所谓“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则是与上述察举制度崩坏相表里的名教之治的破产有以致之。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至迟在东汉后期就已见端倪。《风俗通义》卷四《过誉》：
    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举司隶茂材，为高唐令。……为郡功曹所选，颇有不用，因称狂，乱首走出府门。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正如应劭在按语中所说：“《洪范》陈五事，以貌为首；《孝经》列三法，以服为先。”衣冠、冠带，本是儒家礼乐文明的象征，因而成为官吏、士人的代称。前面提到东汉太学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领”、“长裾”、“矩步”、“进止必以礼”。而赵仲让却“乱首”“称狂”，甚至于当众裸体，这是对当时名节、苦节的反动，并开魏晋名士刘伶、王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光逸等“散发裸裎”、“裸体”的先河(102)。而且赵仲让“宿有重名”，甚至连执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许梁冀认为，别人裸体自然是失礼，但对于“绝高士”的赵仲让来说，不过是演绎其高情逸致的“行为艺术”而已。表明士林风气及评价标准正在悄然生变。
    据《后汉书·袁闳传》，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其父任彭城相（职同郡太守），他在“省谒”的来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变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亲给他派的公车。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丧时“不受赙赠”（按照当时惯例是很大一笔钱）。他还拒绝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袁隗的赠馈。这是绝对的廉，到了不近人情的“苦节”地步。袁闳在护父丧途中，“缞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是一种恪遵丧礼到令人感动的至孝。然而当“延熹末，党事将作”时，袁闳却不著冠服，“散发绝世”，“筑土室”自居。其母亲死后，他竟“不为制服设位”即不穿孝服、不设母亲灵位，与他父亲死时所表现出的至孝绝然不同。东汉初年以来，由三年之丧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在丧礼上完成了由苦节向诞节的转变。时人无法适应诸如袁闳那样的由“苦节”一转而至“旷荡”，故称闳为“狂生”，认为他精神错乱了。实际上这是由于袁闳对时局的深深绝望，一并对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价值观（名节、苦节）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狂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无独有偶，比如列于《后汉书·独行列传》的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后特征）拜赵相。及之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读《老子》、被发、不著士服，长啸，以及当官而不任事，这些在都是尔后魏晋名士的行事特征。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外表、行为。《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
    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少诞节，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按“诞节”，《汉书》卷四十《叙传下》“《汉书》叙”中“陈汤诞节”条，颜注有云：“诞节，言其放纵不拘也。”其意与《晋书·王忱传》所谓“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的“诞节”相同，亦同于《世说新语》篇目之一的“任诞”，也就是上引伊川语中的“旷荡”。戴良之学驴鸣以娱其母，岂不是与西晋名士孙楚因王济生前喜爱孙楚作驴鸣，故在济灵前惟妙惟肖地作驴鸣(103) 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亲过世后，其兄伯鸾仍恪守丧礼，戴良却“食肉饮酒”，而且悲伤起来就哭，于礼该哭时未必哭。这些都是严重的失礼，但他伤心憔悴（毁容）的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他依礼守丧的哥哥。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自己失礼，其诞节行为自有其理论根据。他认为丧礼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伦孝思、邪情荡佚者的，而他对母亲的孝思和哀伤由衷自怀，虽饮酒食肉，也符合礼（别人问他：“居丧，礼乎？”良曰：“然。”），因为对他来说，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礼的限制，包括饮食衣着方面的丧礼规定。他直指礼的人伦本质，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视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声。阮籍服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举声一号，呕血数升”，以致“废顿良久”(104)。实质上也是注重对母亲的天然孝思，而无视丧礼的繁文缛节。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诞节”的戴良已无异于尔后“任诞”的魏晋名士，倘与嵇阮同时，他应是《世说新语》的合适人选，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贤。后汉的另一位“狂生”仲长统，在其《述志诗》中激昂地表白--“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元气为舟，微风为桅，敖翔太清，纵意容冶”(105)，更与儒道融合的魏晋玄学家同调(106)。
    读《世说新语·德行》，我们看到，以党锢之祸为契机，“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膺）的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经由“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汪汪如万顷之陂”的袁奉高之类人物为中介，逐渐演变为“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嵇康）、“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阮籍）的魏晋名士。党锢名士和魏晋名士都是能言善论之辈，却经历了由清议而清谈，由“政治上之实际性质”而“口中或纸上之玄言”，由“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的转变(107)。但游侠舍生取义、损己益人的英雄主义气质，儒家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仍是中国士大夫性格特征中最可宝贵的构成之一。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108)，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