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由婞直而权谋
    党锢名士以生命来演绎婞直，意味着这是婞直之风最淋漓也是最后的表演方式。袁宏在赞赏党锢名士的“肆直之风有益于时”的同时，就已看到此风将“使天下之人自置于必死之地”。事实上两次党锢之祸，“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77)，“天下善士”几乎被一网打尽。司马光对党人孤注一掷的方式持否定态度，认为“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又认为党锢名士中，“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与司马光持相同看法者尚有其人(78)。实际上党锢名士在事件之中及其之前、之后，对士林婞直之风持保留态度者亦有其人，与态度不同相应的是表现有异。试大别为以下几类。
    （1）党祸之前的清醒派。受县令王涣资助而赴洛阳上太学的仇览，对太学生忙于交际求名、“章句渐废而多以浮华相尚”的风气非常不满，自己仍坚持读书，认为：“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这是浮躁氛围中难得的冷静者。又申屠蟠：“尝游太学，退而告人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争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之祸，今之谓矣。”在婞直之风炽盛之时，申屠蟠已先知先觉地预见到士林婞直之风必将带来悲剧性后果，作为众人皆醉中的独醒者，其内心之痛苦可以想见，所以他“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79)。旨在逃离现场，以免看到不愿看到的情景。清醒派中还有郭林宗、徐稚一类，他们对士林的婞直和抗争在挽救东汉危局的作用上，持悲观，不如说持绝望态度。郭林宗曾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他判断时局大坏，无可挽救，虽说是参据天象、卦卜，恐怕主要还是基于“人事”。徐稚则传语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因而他们都对婞直之风保持一定距离，并始终处于不仕的状态。所以作为“八顾”之首的郭泰，“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泰却因无“危言核论”即无“诽讪朝廷”之语而得免。但在陈蕃、窦武被害，第二次党锢之祸大批杀害党人之时，“林宗哭之于野，恸”(80)，于次年春以42岁英年而死，不能说与他对时局的忧虑和绝望无关，我一直以为他是非正常死亡。
    （2）党祸中的求生派。首先是前面说到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的张俭，他一直活到建安初年，享年84岁，可能是党锢名士中年寿最高者。对张俭这种“孽自己作、空污良善”的行为极为不满的夏馥，为八顾之一，本传称党祸事发，他“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其弟夏静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却说：“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营念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苟全性命是他在党祸之后的唯一追求。贾彪和何颙，在党祸发生后都致力于营救党人。前者在第一次党祸之后，通过游说上层，促使桓帝将党人赦归乡里。后者在第二次党祸之后，“乃变姓名亡匿”，同时接济穷困党人，帮助被通缉的党人逃隐，“全免者甚众”。总之，他们力求将名士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是一味的轻死重气。
    （3）党祸中和党祸后的策略派（吉川忠夫氏称之为权谋派(81)）。在党锢名士中，颍川陈寔的表现是很与众不同的。第一次党祸时，“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就焉”，其自动投狱，是出于稳定士心。其后宦官张让父死归葬，“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表现了他对当时盛行的“婞直”之风，持有保留态度。以后“（宦官）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在客观上缓和了名士与宦官之间的尖锐对立，挽救了一大批党人的性命，为尔后颍川名士辈出留下了种子。同为颍川籍的荀爽，因党事逃亡十余年后，于董卓执政时被迫出仕，“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即怀疑荀爽的出处是否合乎道义。范晔推原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其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82)，他举出荀爽不顾个人安危，在迁都问题上营救杨彪、黄琬，又与王允、何颙谋诛董卓，以挽救汉皇朝（“几振国命”），以证明荀爽的出仕，正是为了匡时济民。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当陈蕃、窦武谋诛宦官时，“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83)，将“婞直之风”推到鼎盛点。然而，当限于舆论范围的“清议”从批判的武器演成武器的批判，也推促了士林婞直士风的谢幕，因为亢奋中的名士们早已自信到丧失理智，本应高度机密的武装政变，竟在动手前已天下皆知，注定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命运。在陈、窦覆败后的第二次党祸中，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婞直之风”的主体作为一个群体既不复存在，这种风气本身自然归于歇灭。形势出乎意料的逆转，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间的强烈反差，使士人们的信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史料表明，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匡正天下的能力，由失望、恐惧，走向怀疑、彷徨。与此同时，士林也发生了群体性转变。
    党锢事件之后的汉末魏晋之际，士林的主角渐渐换成魏晋名士，政治的主角则是其中的有权谋者，因为刚刚过去的历史以鲜血昭示：政治、军事斗争不同于清议，不能徒凭“口舌”，权谋和策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汉魏之际谋略之士辈出的历史背景。那么，由党锢名士而魏晋名士的士林群体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十、从名节到苦节
    北宋程颐说：“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84) 按程颐所论，虽无论证，盖本于《周易》“节卦”卦辞“苦节不可贞”之义。孔疏据王注而总括卦辞之义有云：“《彖》曰：‘节以制度。’《杂卦》云：‘节，止也。’然则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有节，其道乃享，故曰‘节、亨’。先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85) 伊川据以揭示东汉魏晋间士风转变的过程及原因--名节之极而至苦节、苦节之极而至诞节（详下文），是极为深刻的。尚须追问的是，名节为何要“至于苦节”，苦节又为何要趋于“极”呢？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它与汉代的察举制度有关，这是汉魏士风及其主体转变的内在原因。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好儒”的元帝之后，经学大盛，儒生日多。成帝时太学“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明帝亲临太学典礼，至顺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郡国学生尚不在其内。民间经师开私学授徒，“传业者浸盛”，门生数量众多，或“编牒（学生名册）不下万人”，如汝南蔡玄门下，“其著录者万六千人”(86)。儒生的出路只有学优而仕一条，开门授徒也不过是这一条道路的延伸--应“学优”而生。东汉“内外官及职掌人”即所有官职为15万余人，察举常科（孝廉、秀才、博士弟子等）每年不会超过500人，其他特科、特举数量有限，且不稳定(87)。而在东汉中后期，在太学乃至私学习业的儒生，总数以十万计，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即蒋济所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88)。而东汉中后期又是宦官专权的时代，其“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89)，占去大量职位，从而使士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也使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也是党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促使士风改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士林内部的竞争。
    经学之盛，主要原因即如班固所说，在于朝廷“劝以官禄”，“盖禄利之路然也”。“少孤、好学”后因通经而任高官的夏侯胜曾现身说法：“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90) 汉代选举以察举为代表，察举又以孝廉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察举各科，无一不与经学有关”。“通一艺以上”是儒生（诸生）入仕所必经的考试，东汉顺帝朝的“阳嘉新制”，“通家法”即考试经术始成为察举孝廉一个必经环节(91)。孝廉本为儒家伦理的实践，故察举孝廉的中心环节还是郡国举荐，举荐的重点则在德行，即孝悌与廉让。总之，汉代选举的主要标准，按照当时的术语就是“经明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