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及其附近陵县，素为豪杰游侠云集之所(56)，朱云即生长于五陵县之一的平陵。这位以豪勇著称的“轻侠”，人到中年才变节习儒，宜乎一身侠气不改，“好勇”如前：“数犯法亡命”，身为县令后仍“故纵亡命”，甚至还在朝堂上当着皇帝公卿发作侠气。诸如眭弘、朱云，虽改节为儒，却仍然是“侠”，若准本文“侠儒”之义，应称他们为“儒侠”，因为他们身上最本质的特征还是“侠”。惟其如此，在“游侠儒教化”过程中，很多人没能完成这一转变，以夭折告终。不仅如此，还有已完成由侠而儒的变节者，又重新回到了游侠的行列。《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原涉》：
    字巨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礼毕，扶风谒请为议曹，衣冠慕之辐辏。为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先是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桀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或讥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
    这是一个由儒返侠的典型和标本。原涉出身于豪侠之家，在武帝时被迁徙到陵县之后，这个家族遂竭力融入体制，从他父亲官至南阳太守，可知成效明显。原涉在父亲死后，在“少行三年丧”的当时（成帝时）依礼服丧三年，又让巨额“赙送”，如此突出的孝、廉为他在主流社会赢得了巨大声誉，由之释褐为官。后来却因一个偶然事件，他又重新回到“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即游侠之中，这是他的祖父曾经属于的社会群体，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欲返而难返，一往而不返，直到以游侠犯罪被诛，其首级被“县（悬）之长安市”。
    但西汉武帝以降，修习儒经并身体力行，即所谓“经明行修”，不仅蔚为一代士风，更成为国家选举的主要标准。大约在两汉之际，游侠儒教化的转变即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引《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述由“任侠之风”而“守文之风”，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功臣多近儒”二条(57)，即是两汉间士风及其主体完成由侠而儒转变的生动概括。被其父视为“无赖”的汉高祖，原为地方社会中的豪侠固无疑问。号称中兴明主的汉宣帝，从小虽“修文学经术”，“高材好学”，但或因生长于民间，受社会上侠风的濡染，“喜游侠，斗鸡走马……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58)。光武帝刘秀以“谨厚长者”著称，《后汉书》本纪载其兄“伯升好侠养士”，而刘秀却“勤于稼穑”，“事田业”，实际上并非如此。与光武帝同时代的马援即评价他“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光武的亲姊湖阳公主亦称他“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这都是典型的游侠风范。但在西汉中后期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选举标准的大趋势下，光武帝早已放弃自己年轻时的任侠习气，到长安上太学，“受《尚书》”，即位后提倡经学，不遗余力，正像他同姐姐推心置腹时所说：“天子不与白衣同。”(59) 上面提到的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少有大志”，但“受《齐诗》”却“不能守章句”，遂放弃儒业到“边郡田牧”创业。后因其兄马况死后，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以孝悌之行获官。其后因擅自释放重罪囚徒，再度“亡命”边郡北地，“转游陇汉间”，以疏财仗义著称，实为一游侠。及至晚年，他虽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却“遥寄家书”诫诲子侄，希望不要效习“豪侠好义”的大侠杜季良，在他的督促下，其兄子马严、马敦由“通轻侠客”，“好击剑、习骑射”而“专心坟典”，“通《春秋左氏》”，以儒学、“义行”著称，马氏家族也从此成为著称的儒学世家，马严子马续、马融，均为东汉一代名儒(60)。
    上举《廿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条称：“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下面又历举光武君臣之习儒讲经事迹，此不赘引。正如宫崎市定氏所指出的，及至东汉中后期，游侠已群体性转变为儒生。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取消了《史记》、《汉书》的游侠类传，即是这一社会事实在史学编纂上的反映。其后的时代，游侠一类人物仍时有所见，但他们基本上是以个体形态而非社会群体形态存在。
    八、侠儒群体--侠气张扬的党锢名士
    在前引《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范晔将婞直之风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即对执政者特别是宦官专政进行公开批评；其二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即士人自我标榜与相互标榜，以期在选举上获得优势。婞直之风的主要表现方式则是通过编造歌谣和议论批评等舆论手段--当时人所谓“清议”，另外就是聚徒讲学、会葬以及偶尔的请愿等大规模的群体行为。史载桓帝时有几次较大规模的太学生上书，其中两次是针对宦官(61)，都达到了目的。士林舆论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影响，士人对此局面深受鼓舞，并对未来充满信心，憧憬着从宦官浊流势力中夺回政权特别是选举权的美好前程，“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故无不“争慕其风”(62)，于是“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但事态的发展及其结果，恰恰与士人的预期相反，婞直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还招致了两次党锢之祸。而从党锢事变形成、发展及其消灭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汉末“婞直”士风及其主体党锢名士与游侠风气的相似性。
    （1）轻死重气、义重于生。在两次党锢之祸中，很多被捕、被害的党锢名士是主动投案或自决于死的。自诣狱者有巴肃、李膺、范滂、崔寔等人。上引何焯《义门读书记》称党锢名士为“游侠之变”，正是认为党人与游侠虽“行有清浊”之别，但在“以意气相死”上则“同归”一途。所谓“清浊”，即游侠“不轨于正义”，而党人乃为天下公义，如李膺所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主动诣狱投死。与李膺同狱而死的荀诩，死前自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63)。党人以生命作为最后的投枪，以徇正义。侍御史景毅以其子为李膺门徒，却因名籍漏夺而不预党祸，遂自表免归；名将皇甫规以自己家乡所在的西部州郡无人预党禁为耻，遂自表为党人(64)；“八及”之一的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这不仅使我们想起西汉季心，“气盖关中……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又郭解被吏追捕，逃亡至临晋，临晋人籍少公为了掩护郭解而自杀(65)。总之，党锢名士“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气节，与“轻死重气”、“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游侠风范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