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秦灭王侯”，“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秦汉以前养士结客的游侠为“诸侯卿相”，秦汉之际的游侠有诸侯卿相，也有诸侯卿相所养之客“散而归田亩”者。《史记·留侯世家》称韩国贵族之后张良：“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尝杀人，从良匿。”这是昔日卿相之侠在秦统一后为“布衣之侠”之例。如研究者早已指出的，大梁人张耳，曾是魏公子信陵君所养之客，后又自为任侠致客，秦灭魏后被通缉，亡命他地，仍养客结士，汉高祖刘邦就曾为其门下之客，而刘邦本身即是一个活跃于下层社会的结客任侠者(31)，这是昔日卿相之侠所养之客在秦统一后任侠于民间之例。
    其二是“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彻底废分封、行郡县，对《韩非子》所严厉批判的卿相之侠严加打击，如“杀豪俊”(32)，制订控制游士流动的《游士律》(33)，力图通过包括迁徙在内的严刑峻法加以镇压，将中央集权延伸到社会基层。于是卿相之侠被迫转而为布衣之侠，与此同时，游侠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形态亦随之潜伏于民间。当秦帝国一朝瓦解，这些游侠集团便成批涌现出来，并以所养匿的剑客、亡命为核心，成建制地投入到反秦战争中，即增渊龙夫所谓“豪侠势力的军事势力化”，因而建立汉帝国的“布衣将相”(34)中，不少人都有任侠的经历和名声。
    其三是“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西汉一朝尤其是武帝以前任侠成风，史家究其原因，或认为“及至汉兴，禁网疏阔，（前承战国四公子‘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未之匡改也”；或认为“及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35)。按汉帝国创立者刘邦，自少及长，自布衣至天子，都对游侠充满敬意：“始微少时，数闻公子（魏信陵君）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36) 汉初法律宽简，号称“网漏吞舟之鱼”(37)，至少高祖及吕后、惠帝时代，未见对游侠有何限制。汉初官僚贵族，往往有任侠的经历和好尚，当然他们也绝不缺乏任侠养士的影响和实力。因而史家以历史传承、禁网疏阔、统治层多武侠出身三个方面，来解释西汉前期官僚之竞相任侠，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上述理由却不足以解释汉前期闾里布衣之侠的兴起。上引苏轼《论养士》从社会层面即妥善安置“天下豪杰”、“民之秀杰”，以避免秦末失职游侠率众反乱的重演，来解释汉前期对任侠者养客或被养的纵容；王夫之从经济层面即秦“奖货殖”来解释秦汉之际“富而豪者”起而为侠，“横行天下”；可能对于西汉前期布衣之侠的兴起更具说服力。
    我们看到，正是随着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以儒学经典的掌握及其实践（经明行修）为基础的察举制度的完备，地方社会领袖也就是苏轼所谓“秀杰”、“秀异”之民，循着这条较狭窄但却较为稳定的入仕途径不断加入到统治阶层之中(38)，任侠风气相应衰落，游侠之辈相应减少以致不足以在正史中立类传。
    秦是否“奖货殖”姑且不论，至少西汉前期虽然重农，却绝不轻商，“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9)。西汉前期私人工商业、商品性种植业之兴盛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之要重，可能在中国前近代历史上空前绝后。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西汉前期货币商品经济鼎盛之时，任侠之风特别是布衣之侠也趋于极盛。历史资料及今人研究表明，西汉游侠与富商大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不少人特别是其中的豪暴之侠，往往垄断坊市或者兼营商业手工业，游侠群体范围广泛的交游，与“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可能有着相似甚至重合的地理路线和交通管道(40)。《史记·游侠列传》所谓“暴豪之徒”，即“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汉书·游侠传》所载“城西柳市萭章”、“东市贾万”、“翦张禁”、“酒赵放”等，以及两书中所载“处处各有”的“郡国豪杰”，县邑“贤豪”，大抵都是在当时繁盛的商品经济土壤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一代豪侠。他们虽不是战国四公子那样的“有土卿相”，以奉邑官俸养士结客，却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养匿剑客、亡命，若借用太史公的话语，可以将他们称为“素封”之侠。尽管他们为“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之侠所羞于同列，太史公亦不屑于为之立传，然而在数量上他们可能是当时游侠阶层的主体(41)。
    六、职业游侠及其群体特征
    关于职业游侠与非职业游侠的区别，首先要确定的是游侠是否为一种职业。一种说法认为“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他们）并不把行侠当作谋生手段。……他们也未必是职业武士。……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另一种说法认为游侠没有“生业”：“好勇任侠者由于没有自身生业的游民性质，只好集于更有力者之下寄食，所谓‘群侠以私剑养’。”(42) 这两种说法均可商榷，且相互之间存在矛盾。若以职业作为求生手段即“生业”，那么，没有“生业”的游侠就只能以游侠为职业。如果不以游侠为职业，而仅是“习性”和“信念”，他们就必须另有求生手段即职业，藉以保持其习性，实现其信念。
    若游侠是指见养之剑客，如果他是以武力、践诺守信乃至生命作为见养的代价，那是职业。如果别无选择，或因负案在身被迫亡命（季布），或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东门行》的主人公(43)），那是“生业”；诸如聂政、朱亥等，原本有职业足以自养、养亲，至于荆轲更无生活问题，他们选择剑客生涯，则是以出于“士为知己者死”及信守诺言，这是以游侠为事业。
    若游侠是指养匿剑客、亡命者，那么他或者另有生业，或仕或农或工或商，或因其任侠声名得到官僚贵族、富商大贾资助，从而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以从事其任侠事业，即如劳幹所称，他们“是以游侠为职业的，至少也是以游侠当做一种事业来看”，其生业是为任侠服务的。如果他们别无生业，则是以任侠本身为生业，即通过养匿剑客、亡命行为本身获得经济利益，则其任侠是为生业服务的。包括为需求者提供安全保障或为之行刺、实施武力威胁等，获得报酬，或者通过所匿养的私人武力，在“街巷”垄断坊市工商之利，在“乡曲”“任侠兼并”、“设财役贫”，以获得“财用”。
    依上所论，很清楚，《史记·游侠列传》列有专传的布衣之侠朱家、剧孟、郭解等，均以任侠为职业，甚至为事业，三人中只有朱家业农，有田有奴(44)，但其业农不在“财用”，旨在支撑任侠，以致因任侠而“家无余财”。剧孟号称死时“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被徙茂陵时亦号称“贫不中訾”。司马迁不屑于列入《史记·游侠列传》的豪暴之侠，则以“财用”为追求目标，任侠不过是追求“财用”的手段。西汉前期文臣武将中以任侠著称且《史记》列有专传者为数极众，如张良、陈平、窦婴，季布、灌夫、汲黯、郑当时，乃至田叔、栾布等，不胜枚举(45)，他们不被列入《史记·游侠列传》，盖因其本为职业官僚，其留于史策者，乃是其军事、政治业绩。如张良年轻时堪称专业游侠，但其任侠在于结客报家国之仇，自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他自从参加刘邦反秦大军后，报仇事业既融入反秦战争中，便成为一个职业的军事家、政治家，其功成身退，则可见仍不脱职业游侠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