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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文史哲》 牟发松 参加讨论

三、《韩非子》中“以武犯禁”的“侠”
    事物的本质往往蕴藏在它的起源中,为了把握汉代游侠的群体特征,有必要明了其渊源。关于游侠起源的最原始、最经典的史料当数《韩非子》。该书《五蠹》篇云: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此五者,邦之蠹也。
    同书《孤愤》篇:
    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人主》篇:
    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
    《八说》篇:
    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
    《显学》篇:
    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
    《八奸》篇:
    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
    《六反》篇: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问辩》篇:
    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
    韩非子认为儒和侠是蛀蚀国家政权的五种害虫中最严重的两种。据上引,儒又称“学者”、“文学之士”,他们“学道立方”,“称先王之道”,“籍仁义、盛容服、饰辩说”,以“枉法曲亲”为“有行”。侠又称“带剑者”、“私剑之士”、“任誉之士”,他们“弃官宠交”,“以私剑养”或“有私剑之捍”,或“聚带剑之士、养必死之士”,以“聚徒属、立节操”、“活贼匿奸”而得誉。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春秋以后,游士日多。……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⑩ 近代学者如吕思勉(11)、顾颉刚(12)、冯友兰(13) 诸氏,多主此说。唯顾氏以为“古代之士皆武士”,文士乃“蜕化”自武士,自战国文武两集团对立,“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冯友兰亦谓儒士为贵族政治崩坏中所分化出来的士阶级中的“文专家”,其“武专家”则为侠士,但又认为“墨家出自侠士”。章太炎、黄侃师徒则谓游侠近儒,其中漆雕氏之儒“最与游侠相近”。章氏云“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礼记·儒行》所称,诚侠士也”;黄氏亦云“侠之名,在昔恒以儒拟”,“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儒行》“固侠之模略”,“仁侠异名而有一德”。二氏所论,要在说明侠出于儒,章氏称“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即寓此意(14)。劳幹干氏却认为汉代游侠与道家(黄老)有“部分渊源”,二者在思想上兼容、相通,“彼此常常结合”,乃因二者“同属于社会较低阶级”,“游侠是汉代的民间行为而黄老是民间的信仰”,游侠之“任情适性”,“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15)。以上诸说虽各有其依据,然均无确据足以证伪他说而独树一帜。不过他们都以偏尚武力作为“侠”的特征,都认为侠产生于封建贵族制崩坏、士阶层显著分化的战国时代,这一点与上引《韩非子》关于侠的论说是相应的。
    按游侠注重践行,以剑代言,注重“行动”,却未必有“主义”。劳幹氏既说游侠在行动上不需要“任何学术或思想做基础”,思想上亦与道家无“相承之序”(16),又说游侠与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有渊源关联,则颇难自圆其说。“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17),亦为九流所不容,如儒、墨即“排摈”而“不载”,因而无论将游侠附丽于儒家,抑或归并于墨家,牵合于道家,都很难在文献上找到灼然实据。
    实际上“侠”之为辞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甚少。《战国策·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所载田光对荆轲说的“夫为行使人疑之,非节侠士也”(18)。再就是上引《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的著名论断,以及书中多处出现的与“儒”对举的“侠”。韩非、荆轲是同时人,先后卒于秦始皇十四年(前233)、二十年(前227),他们所说的“侠”,与活跃于秦汉之际的游侠,理应是同一类人,这从荆轲刺秦王以及策划此事的燕太子丹、“节侠士”田光的行事,特别是《韩非子》关于侠拥有私人武力以威臣民,树立个人名声以聚徒属,置私人交谊于君权国法之上的描述,对照《史记》、《汉书》游侠列传中诸人的行事,便可以得到确认。故《史记·游侠列传》开宗明义即引述《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标举游侠“尚武”、“犯禁”的特征。班固《汉书·游侠传》前序和《叙传》述《游侠传》立传之旨,皆严厉批判游侠以“匹夫之细”而“藏甲”、“专杀”;荀悦《汉纪·论》则称“游侠之本,生于武毅”,“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均与《韩非子》对游侠以尚武、犯禁为特征的描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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