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侠”与“私剑”
    对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一段话中“侠”与“私剑”的关系，论者有不同的理解。较流行的说法是将二者等同，谓“侠”即“私剑”，上述近代学者以尚武作为侠的特征（武士），大抵支持这样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与韩非子乃至司马迁、班固对侠的理解并不符合。《韩非子》中所谓“侠”有明确的指向，即养士结客的贵族，这样的侠自以“战国四公子”为典型，故《史》、《汉》二书《游侠传》追叙游侠历史，均以“四豪”为其滥觞，战国时“扼腕游谈者”亦“以四豪为称首”，而战国四公子虽然也“带剑”，但以聚士结客即养“私剑”著称。近代学者中最早明确指出此点的是陶希圣，他在《西汉时代的客》一文中称：“战国至西汉所谓侠，是养客或结客的人的名词。”而陶氏更早的著作《辩士与游侠》，即以战国四公子、张良、朱家、郭解等养士结客或“藏亡纳死”者为典型和代表(19)。钱穆《释侠》一文，通过详细占有和深入辨析战国、秦汉时期有关侠的相关文献数据，经系统论证之后得出如下明快结论：“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挟辅人者为侠，非见挟辅者为侠”；“藏匿亡命者为任侠”；“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20)。今读《史记》、《汉书》之游侠传，无论“有土卿相”之侠，还是闾里布衣之侠，乃至暴豪之侠，无不养刺客、藏亡命，即《韩非子·八奸》所谓“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而见养的剑客、死士如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之辈，《史记》乃收入《刺客列传》中。
    但钱穆又引《韩非子·六反》篇：“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认为韩非子“既以养私剑者为侠，浸假而亦遂以见养者称侠；既以藏匿亡命者为侠，浸假而亦遂以见藏匿者称侠”，“韩非既云然，而史公亦曰‘孟尝君之于薛，收纳任侠奸人六万家’”。又征引《淮南子·人间训》所载游侠率其“徒属”以灭梁大富人虞氏之事，作为养私剑者与见养者、藏匿活命者与见藏匿者一并被视为游侠的佐证(21)。按钱氏对上引《六反》篇及《史记·孟尝君列传》末“太史公言”的解读或有未谛(22)，因“尊之曰任誉之士”的“当死之民”乃“活贼匿奸”者，而非见“活”、见“匿”者，但以见养、见藏匿者称侠，《韩非子》中实另有例证。
    我们注意到，《韩非子》每以“私剑”、“带剑者”代指游侠而与儒相对。如《五蠹》篇“故明主之国……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故乱国之俗……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问辩》篇“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其中《孤愤》篇“其（法术之士）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旧注径以侠客释“私剑”：“若无过失可诬者，，则使侠客以剑刺之，以穷其命也。”(23) 不仅“侠”与“私剑”（或“带剑者”）互称，甚或二者并称，如《五蠹》篇：“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即将“游侠、私剑”连称并举，同称之为“侠”，与儒相对。这是因为养匿私剑、亡命者的游侠与被游侠所养匿之私剑、亡命，已紧密结合成一个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即游侠集团，因而人们将他们一并称之为游侠。而且在这类游侠集团中，往往见养者亦有所养，构成复杂的重层结构。如魏之信陵君，养食客三千，后又得“夷门抱关者”侯嬴为“上客”，而侯嬴又自有其客“屠中力士朱亥”，并带着朱亥一起加入了信陵君的游侠集团，正是有赖于侯嬴之智，朱亥之力，信陵君得以夺魏大将晋鄙之军以救赵。若以养匿私剑、亡命者称侠，就侯嬴而言，相对信陵君，他是客，但相对于朱亥，则为侠(24)。据《史记·游侠列传》，西汉布衣大侠如朱家、郭解、剧孟等，交游广泛，门下之客不乏自为任侠者。如“父事朱家”的楚人田仲，“以侠闻，喜剑”，他既是朱家的剑客，又是著名的游侠。朱家所匿养的亡命之客季布，本身也是一个闻名的大侠。郭解为河内轵人，其侠名远播，不仅“旁近县贤豪”（豪即“侠”代名词），甚至邻郡河南郡“洛阳（县）豪”亦唯郭解之命是从。故游侠集团中人一并被称之为侠，实不足怪。司马迁曾在《游侠列传》中感叹“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以“侠客”指称游侠。这里的“侠客”可以理解为侠、客并称(25)，也可以理解为行侠之客，还可以理解为亦侠亦客者。《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附《阴兴传》：“（兴）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又同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附《第五种传》载第五种因宦官陷害，“坐徙朔方”，种故吏孙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遂得脱归”。上引两例侠客则显属行侠之客。总之，尽管两汉及以前，游侠主要指养匿私剑、亡命者，但因养匿者与被养匿者同属一集团，故间或亦称被养匿之私剑、亡命者为侠。
    五、闾里布衣之侠与有土卿相之侠、豪暴之侠
    《韩非子》中所谓“侠”，即指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养士结客的贵族，《史记》、《汉书》也都以“四豪”为游侠滥觞，然而众所周知，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特别声明所立传彰扬者，乃“闾巷”、“乡曲”的“布衣之侠”，而非四公子之类的“有土卿相”之侠。传中所列“汉兴”以来游侠，包括天下“言侠者皆引以为名”的代表性人物郭解，均未出任过任何官职，是名副其实的“匹夫”、“布衣”。而且布衣之侠中，“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决”的所谓“暴豪”之侠，《史记》亦摈而不为立传。《汉书·游侠传》增列的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虽说其活动年代均在司马迁以后，但楼护、陈遵官至列卿、爵拜列侯，是典型的卿相之侠。“城西柳市”萭章，被视为“闾里之侠”代表人物的原涉，也都有出任官职甚至官至二千石的履历。而且“萭章”与“东市贾万”、“翦张禁”、“酒赵放”均为“长安宿豪大猾”，其“报仇怨养刺客”，垄断坊市，“并兼役使，侵渔小民”，号称“百姓豺狼”(26)；原涉更是门下“刺客如云”，以“放纵”、“好杀”著称；他们正是司马迁所谓“盗跖居民间者耳”的“豪暴”之侠。又据《史记·货殖列传》：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这种以“财用”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违反“法禁”的“闾巷”行侠“少年”，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为“恣欲自决”而“设财役贫”、聚敛财富的“暴豪之徒”。司马迁并不认为他们具有游侠的资格，“游侠亦丑之”，不过是以任侠为手段的“货殖”人物，而且属于其中“最下”的“奸富”，故在《货殖列传》提及，而不将之收于《游侠列传》。以往论者多注意到《史记》、《汉书》对游侠的评价不同，前者为正面评价，后者为负面评价，实际上在《游侠传》入传对象的标准及选择上，《汉书》亦与《史记》有别。正是因为入传标准及对象不同，故《史记·游侠列传》所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之侠如郭解，班固《汉书》亦持某种肯定态度(27)；而《汉书·游侠传》所收“暴豪”之侠如萭章，如上所述，司马迁原本就是持批判态度的。
    据上可知，游侠有各种类型。有土卿相之侠与闾里匹夫之侠的区别在于身份、阶层，分野本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匹夫之侠大量出现的时代主要集中于秦汉之际及西汉前期，太史公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问题是秦以前是否已有布衣之侠(28)。苏轼《论养士》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秦始皇“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故至秦末大乱则自下乘时而起(29)。王夫之《读通鉴论》亦称：“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30) 苏、王二氏所论对于考察秦汉之际游侠的活跃极富启示意义，甚至与现代社会学分析方法有某些相通之处，特别是以下几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