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编纂中对违碍书籍的态度是，剔除对满人不利的言论，并鼓励对不利于己的措辞进行修改，晚明史籍和遗民对明代历史的记载尤其是最易被监控的对象，其实这种做法就是鼓励肆无忌惮地篡改史书，因此对晚明遗民历史书写的态度就成为衡量某位士人与帝王思想同异的重要标志。④我们据此可以检视一番章学诚的“遗民观”。章学诚对晚明遗民的身份和言行的评价基本上衡之以“亡国之音，哀而不怨”的自我心理控制标准。他说：
    家亡国破，必有所以失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后则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民也。（章学诚，2006:178）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明遗民往往怅然沉溺于故国之思，难以释然平复自己的激愤情绪，其实更多应该反思自身存在的毛病，而不要对新朝的所作所为产生各种疑虑，压抑怨情愤激而示以忠厚的面目，似乎应该成为遗民的必修课。
    具备了如此平和谦谨的态度以后，对鼎革期的历史书写自然就可遵循“君臣大义”的标准对是非曲直予以辨别了：“一朝之兴必修胜国之史，其鼎革之际，曲直是非出彼入此，史臣不必心求偏私，但为君臣大义，则于理自不容无所避就。夫子之于《春秋》不容不为尊亲讳也。然则胜国遗忠，待表章于易世之后，竟当著为成例。然后前人之阙与后人之补，皆可以质鬼神而俟后圣，斯为至当不易之理耳”（章学诚，2006:222）。“胜国”指的是明朝，其臣子各为其主是符合“君臣大义”的原则的，因此，对“君”的忠即是最大的“公”，任何基于个人恩怨是非的观点和思想，或者自由发挥的“私意”都必须符合这个普遍标准。
    在章学诚看来，身处鼎革之际，前朝历史的书写者往往同时就是历史当事人，由于深陷当时的语境，纠缠于复杂的人事纠纷，时时会涉及人情世故中的恩怨厚薄问题，很难站在持平的立场上考虑周全，如常常表现为“词旨悱恻，哀怨动人，其有新朝忌讳，史氏深文，则是非混淆，后人无由审定”（《章格庵遗书目录序》，见章学诚，1936：第3册：251）。加上一些子孙依仗权势做些“干求请托”之事，难免皆出于“私意”所为，这些都可能妨害史官的判断，纷繁的纠葛是非只有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后世史家才能断识清楚。
    章学诚所说的“前史之遗，断赖后史之补”，那么谁来扮演这个断识前史的关键角色呢？显然史家单凭自己的私意，判断历史的是非曲直，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视野的。个人的“私意”似乎应该通过某个官司典守的公共形式发抒出来才具备真正的说服力。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段话所包含的深意：
    非官司典守政教法度有所施为，而杜门著述未有不深于忧患者也。不知忧患而妄有所著，皆非可与言文字者也。本无所解而妄托于忧患，乃如金石之无故而鸣，鸟兽之不驱而骤，是为妖孽而已矣。（章学诚，2006:262）
    这里面暗示的意思是，没有忧患的意识固不可取，而那些没有经过官司典守的认可，盲目发出忧患之音的人也应该被视同妖孽一般遭到谴责。这段话的一个真实背景是，对胜国即明朝的历史书写，在鼎革时期一度出现了各抒己意的混乱局面，特别是或明或暗对新朝的攻讦之词不绝于世。因此，对前朝的历史书写不但关涉着个别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问题，而且更密切地关涉着新朝立国的合法性问题，由于是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故清朝比以往历朝立国时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都要显得严重，同时也更加迫切地需要对所有囿于“私意”的历史书写从符合“公意”的角度予以全面的剿除。
    清朝踏入中原之初，打的旗号是剿灭闯贼，恢复明统，但其异族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接续文化正统的障碍，明朝遗民即以强调“夷夏”之间的差异的论述放大了这种不合法性。清初帝王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只有乾隆帝开始考虑从历史书写角度予以根本性的解决。他以旌褒抗清义士的非常规手段，标举“君臣大义”在鼎革之际拥有的既特殊又普遍的意义，以消解“夷夏之辩”对族群之刻意区分，使得“夷夏”论述被迫陷于过度偏狭的困境，同时也把“夷夏”论述缩至特定时段而使之只具备短暂的时间性（黄克武，2006:245-271）。
    这一系列历史书写的技术操作显然得到了士林阶层的认同，正应了鲁迅的那句话：“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⑤章学诚那段著名的话说的也是正统建立与历史书写的技巧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一般而言，鼎革以后的历史记载均很难做到公正无私，因为“新朝史官之视胜国，犹不能无仇敌之嫌”。后面这段叙述几乎与乾隆谕旨中的许多表述完全一致：“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而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明史权衡，又屡颁公慎之训，是以忠臣载笔毫无避忌之私，此又不得以历朝成法拘也”（《说林》，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22-223）。这段话曾被反复引用，我所关注的是章学诚对历史书写中“私”与“公”意的理解。“私”显然是拘泥于前朝是非，因此历史记载中必然充斥着对鼎革期的不适应的心态描写；“公”则被理解为超越了一些属于私的领域的仇嫌恩怨，而最终的表述即为君臣大义的恪守与弘扬。由此这样的谀词才有可能像涌现自内心肺腑的由衷感叹：“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