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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17)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学研究》 杨念群 参加讨论

在另一段文字中,章学诚把方志的修纂看作是可以和学校制度相互配合的教化行为。从而起到“正学术人心”的作用:
    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于方州,所以备輶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邪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和州志·艺文书序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917)
    尽管章学诚的部次分类方法并未被皇家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体例所采纳,其在方志一级的探索在当时也似乎很难被广泛地运用,其一生也未位至高官,但这些经历都丝毫不妨害他在治理学风和地方风气的淳化这个层次上与皇家的目的相互呼应,修志的意图与皇家的治世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下面这段话完全就像是发自内府:“伏惟皇上稽古右文,阐经裁史,以明政学。盖尧、舜之执中,而为尼山之笔削,千古所仅觏矣。国史而外,三通、四库诸籍,各有流别,班分部次,有交益而无互紊,所谓各从其识职也”(《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08)。透露出了章学诚急于把方志修纂纳入帝国文化规划的迫切心情。这种心情反映出章学诚的一贯思想,那就是坚信方志修纂能够起到“辅政教”的作用,甚至能由此见证以往官家治理风格的轨迹: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应司隶之流,制苗蛮于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于唐时,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于治者不察也。(《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45)
    在另一处文字中,治《石首县志》的王维屏被认为是“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古之良吏,莫能尚已”(《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52)。章学诚心目中,一部优秀的方志应该能对地方政事起着指导的作用,就是说能用“言”来规范“事”的走向和性质。他解释道:“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于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51)。
    六、结论:一个不可救药的“制度论”者
    阎步克曾经论及,春秋战国之际人事搅动,出现了“学士”与“文吏”的分化,“师道”与“吏道”随之撕裂为二。章学诚释读这段历史时把它的产生归为“天意”,说:“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原道中》,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1)。沿革的还是庄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路。“士”是传承礼仪的君子,兼有封建身份、礼乐教养和行政执事等多重意味,原是一种更加弥散的角色。而“吏”则是个纯粹功能性的称呼,不及其封建身份和礼乐教养(阎步克,1998:135)。秦代重用“文吏”而摈弃儒生,故导致朝纲崩陷。汉以后的演变大势则是“文吏”与“儒生”角色趋于融合互补。这样一个分合思路大体从“士大夫政治”的角度切入,更重视的是儒生如何被整合进制度运转的大漩涡,从而发挥其功能角色的一面。
    “士”的分化还有另一层解读,即“士”在三代以后蜕变为“道”的传承和播化的角色。强调儒生往往会超越于制度和法律功能之上,自觉发挥道德先师的作用。“道”时常被剥离出制度运作的框架,成为飘逸悬浮的精神境域。“道”对现实制度的超越性成为以后新儒家指点人心迷津的最具魔力姿态。
    其实,无论是“士”之角色的分化和融合还是“道”对于政治的超越性,都反映的是历史演变动态的一个面相。我以为,在历史嬗变的丰富格局中,这些面相都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出现,而不会只呈现出一种单面的态势和形象。关键在于,在“入世”和“持道”之间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和界限,确是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北宋以来的儒者多以自己持守的“道统”为手段去教化君王,使得“道”的贯彻成为入世为官的重要条件。明代的“道”则更多体现于自由讲学和对主体良知的体验上。可是在章学诚的认知框架里,“道”却因为被“历史化”而失去了其超越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章学诚的历史观和一般的儒者一样,都持有一种“退化论”,即认为三代以后的历史趋于衰退、平庸和不完美。这是伴随着“道”在西周达到顶峰后出现的碎片化现象,分裂是物极必反的结果。但是章学诚的“退化历史观”与宋明新儒学的根本差异之处在于,宋明儒者相信存在一种“道德救世论”,认为孔子以后的社会虽不完美,却可以依靠连缀“道”的谱系,通过治理人类的心灵达到救世的目的;而章学诚根本不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他只相信现存制度具有整合政治、社会秩序与维系心灵纯净的能力。在他看来,这同样具备历史依据,因为“圣人”往往受限于历史环境,孔子在道术分裂之后,就只能传承“道”的某一面相,“圣王”则不会受到环境的左右,因为他可以凭借其所据之位而“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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