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频繁上奏折即发生在与章学诚关系最为密切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章学诚对目录学和地方志的编纂显示了浓厚的兴趣，虽然这种兴趣从未间断地贯穿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但其关于目录学的构想和惊世才华却似乎只能在编纂县一级地方志时才能偶尔闪现，始终没有机会上达天听。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章学诚的经世意识却间接通过一位官员的奏折进入了乾隆帝的视线。
    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显示章学诚与朱筠曾就“校讐”与“著录”的关系进行过讨论，但种种迹象又似乎表明这种讨论一定在朱府雅致清幽的环境里发生过。胡适就推测，朱筠的奏章中表达的观念极有可能出自与章学诚、邵晋涵以及其他一些属于朱的小圈子中人的讨论（胡适：1931:16；倪德卫，2003:58）。尽管朱筠的奏章中提出《七略》与《四部》两种著录的选择方案并不符合章学诚的意思，而且《四库》开馆后乾隆帝采取的“四部”分类法与章学诚的目录学构想相去甚远，但无论是刘歆《七略》还是“四部”分类法只要经皇家甄别认定，遵循的就会同样是官师合一的古意，仍然反映出的是一种士林直接呼应皇权文化政策的整体欲望（参见刘巍，2007）。
    尽管找不到朱筠奏章中受章学诚目录学观点影响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却大量涌现。特别是章学诚“求书”与“治书”应受到同等重视的思路几乎是朱筠奏章中“著录校讐并重”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在章学诚看来，如果说“求书”相当于“搜书”和“著录”，“治书”这道程序则相当于“校讐之法”。他认为，过去的史家如郑樵只谈到了“求书”的方法和程序，却没有论及“治书”的方式；而“治书”的形式并非私人所能完成，必须由官府出面组织才能实现，同时官府还承担着甄别和过滤所征遗书内容的风化任务。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显隐出没，大抵非一时征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校讐通义第七》，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1985:983）
    这是讲著录在甄别遗书方面起淳化风俗的作用。下面的语意却有转折：
    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校警条理第七》，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1985:983）
    章学诚还表示，“治书”的重要性应在“求书”之前加以议论裁定。
    这段话的关键之处是挑明了无论“治书”还是“求书”，均应在官府的统一设计安排下有序地展开，如此才能避免邪淫叛逆之词乘机鼓荡泛滥，最终即可达“同文称盛”的效果。下面这句话把这层意思说得更加明白：“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校讐条理第七》，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1985:983）。
    （二）区分“记注”与“撰述”：以复古为旗帜
    的确，章学诚的文字始终弥漫着某种浓厚的复古信息，他还始终认为，所谓“三代”以上的典籍收藏都是由有职位的人掌管，这样就可以防止典籍流窜民间之后处于散漫无序的状态，特别是诸子百家出现后容易各执己见，把典籍中储藏的“道”妄加解释，从而流于异端。他似乎对先秦诸子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感，总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遗余力地予以攻击：“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易教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7）。痛心于官学失守而导致的私学泛滥是章学诚反复陈述的主题。
    这个主题也反映在有关“记注”与“撰述”关系的讨论上。有关章学诚“记注”与“撰述”关系的辩论，前人多有涉及（如山口久和，2006；倪德卫，2003），我的看法是，似还应从崇尚“官守”与摈绝“私意”的角度加以理解才能获知章学诚的原意。下面先引出那段尽人皆知的话以为分析的基础：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书教上》，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