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师合一”的复古真相
    章学诚习惯从“治法”一层考虑典籍的储藏与流通，并非是其独居内室苦思冥想而致，毋宁说是对清初帝王策略的一个回应，甚至是某种规训的结果；同时也与其独特的阅历和经历有关。清初帝王以“稽古右文”为名编纂大型丛书，招徕隐居不仕的名士，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恐怕在聚拢人气的手段上早已为历朝帝王所不及。在清初学界名流的那份长长名单中，那些被后人尊为清代学术巨孹的人几乎都与帝王设计的某些文化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钱大昕、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程晋芳这些名字，以至于我们从《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线索中就能勾勒出一幅名士交往的全景地图。
    在章学诚交往的人脉地图中，大致主要有两种人在他的经历中堪称举足轻重，一是一些地方官员如毕沅、朱筠和冯廷丞等，他们往往会以“养士”的姿态资助他的生计，章学诚一生几乎就是在地方官所搭建的不同士人圈子里反复流动来积累和建立自己的声望的；另一类人是能切磋学问的朋友，如与戴震和后来成为著名幕府师爷的汪辉祖的交往。章学诚的游历生涯尽管没有位及高官，却在生计上很少陷于窘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期一个知县的收入，接近当时一个书院主讲收入的六倍（倪德卫，2003:135）。经济上的相对宽裕使得章学诚虽未必跻身《四库》馆修纂的群贤之列，却也安享着基层社会官僚网络所给予的现实利益。
    章学诚“经世”观念中强调“治法”的逻辑既养成于其奔波官府以治地方文献为谋生手段的阅历中，亦与其不断与沉浮于文化工程内的士流交往经验有关，其中有一个人在这个关系网中处于枢纽位置，他就是朱筠。
    （一）士林气质与征集遗书行动的“官守”品格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乾隆帝有诏谕购访遗书，谕旨中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97:1）。随后全国范围内的征集遗书活动即呈一种大规模的态势全面展开。乾隆帝以编纂大型类书的形式荟萃天下典籍的动机早已为学者多次描述。有学者认为，清初康熙帝作为异族统治者，常对自身与汉人文化的巨大差异抱敏感心态，这种敏感会造成潜在的精神焦虑，一方面急欲全盘认识或吞噬整体异族的文化，释放潜在的心理威胁；另一方面则疑心重重，不断制造“异己”，然后痛加打击。康熙吞噬华族文化的精慎刻勤，为清代之前所有汉族帝王所不及，原因即在于此。但康熙帝对汉文化的兼采倾向，与汉族士林本身的态度正好相反，汉人士林重在别立汉、宋门户，各自形成“道统”传承，但在帝王狂噬兼采的态度下，这些基于争辩而存在的学术流别没有立足之地，被一并收编。此与帝王对明末朋党的打击言论时相契合。
    至乾隆帝时，对待汉文化的态度又有不同，康熙帝尊崇朱子学，主张在自身上做足工夫，政教之源全系帝王道德的完善，不依赖外在帝势的压迫。乾隆抬高《五经》，视之为政教象征与皇权符号；其急于修纂各种类书，不是如康熙般寻求治道，而是要建立完整的皇权符号，这类行动往往完全与学术无关（参阅邓国光，2005:101-155）。
    我对乾隆诏旨大意的解读更多的也是把它放在帝王与士林互动这一层面来重新认识，我发现乾隆诏谕中表达的意思与上文所引章学诚文字中的思想颇为一致，都是强调分散之藏书须尽快聚于“官守”之地。我们当然无法非常明晰地判断此一思想的形成到底是帝王影响了士林还是正好相反，但仍可从其发布的文字中寻找到两者契合的痕迹并以此为据追究其根源。这个痕迹很快在以后官员与帝王奏折和诏谕的往来互动中显露了出来。
    在乾隆帝颁布谕旨的第11个月以后，安徽学政朱筠向乾隆递上一份折子，陈述了自己对搜访遗书与校核《永乐大典》的看法。除了提醒乾隆应加意搜求“旧刻抄本”与“金石之刻”外，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强调“著录校讐，当并重也”；而方法则是挑选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1997（上）：21）。
    传记表明，章学诚与朱筠的关系非常密切，朱筠在京师充任武英殿学士的时候，章学诚就曾受学于他，1771-1776年间，章学诚还直接得到朱筠的经济资助，通过朱筠的介绍章学诚有机会结识了一大批在京师活动的士人，不久又随朱筠的任命游历到了安徽。朱筠的士林交往圈子除章学诚外，还包括邵晋涵、洪亮吉、汪中和吴兰亭这些卓越的士人，当时身在浙江的戴震和王念孙也时常前来拜访，使得朱门学人圈子的声望得以辐射到了整个江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