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与刻书的流通趋于商业化与徽商的大量介入有关。徽商经商之余经常构筑雅园，与文人雅士徜徉其间诗酒唱酬，而且常有藏书读书的嗜好，如周永年不多的几位好友之一程晋芳即为新安盐商大族，史称：“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奢，多畜声伎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昭槤，《啸亭杂录》卷九，转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1985:464；关于程晋芳的事略，可以参看翁方纲，1987:264）。程氏藏书的数量大致与周永年相当。周永年在北方，程晋芳在徽州，没有记载是否周氏感到了江南这位朋友的豪奢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压力，但其话语言辞之间透露出想借江南的文气以为滋养的想法。
    商业化使刻书藏书的流通要求日益明显，同时，那些有徽商背景的藏书家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着周永年的设想，例如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藏书就有爱而不吝的名声，经常出借藏书，每得珍本异书，往往彼此传钞，以相互订正传观为乐事；对于那些经济上贫乏但沉潜笃学的友人，也往往慷慨赠送自己的藏书。
    对加强书籍流通的要求也是从明末即已盛行。崇祯末年曹溶作《流通古书约》，就建议藏书家根据各自所藏书籍目录，察看藏书在门类内容和卷帙多寡诸方面是否有阙，以便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具体方法是“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较对无误，一两月间，各斋所钞互换”。这样做的好处是：“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曹溶，1982:31）。可见周氏“儒藏说”的渊源其来有自。曹溶是清初宋元善本的藏书名家，讽刺的是曹氏想通过私人交换的方式流通典籍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其所藏书籍却大多流落散逸。
    不过周永年提出“儒藏说”还有一个深层意图，那就是试图把原属私人领域中的典籍收藏，通过加速流通的方式转变成一种学林共享的公共资源，这样一个基于网络控制的理念与曹溶所言典籍交换仅限于个别私人之间的盟约关系大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流通到一定程度形成网络规模，那么应该由谁来掌控网络的编织走向？周永年的想法很模糊，他只是说：“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周永年，1982:47-50）。这里有两种选择，一是由官府出面组织，一是仍由地方宗族实施管理。
    （二）私门失守：流通的有序化
    可是到了章学诚的眼里，所谓“儒藏”的含义却变得非常明确了，在《藉书园书目叙》这篇文字中，章学诚把目光投向了远古时期，说：“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直到后来出现“古职之失守而学者无所向方故也”。意思是说，后世出现典籍收藏混乱无序的局面，与失去“官守”这个至为重要的因素最有关联。因此，周永年“儒藏说”的核心论题也就被置换成了如何以最有效率的办法使得流散阙失的典籍尽快恢复到“官守”状态。下面这段文字把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士生三古而后，苟欲有志乎官守师传之业，非有所独得者，固不可以涉猎为功，而未能博稽载籍，遍览群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谓独得之学，而使之毫发之无憾；此周君之所以搜而聚，聚而藏，藏而籍录部次，以为永久之指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513）。这种代周永年立言的姿态其实与其本来的旨趣已大为不同，周永年虽深深忧虑典籍掌于私人之手，故强调在公共领域中实施流通交换的重要性，但却并未明确说明由谁来掌管这种流通，仅仅是在典籍可以自由流传的层面思索这个问题。而章学诚则认为私门之守藏书分散而无序，他从恢复“官师合一”的角度来观察典籍收藏和流通过程。两者不但在“公”“私”之分上有差异，而且在涉及到底由民间还是官府来协调典籍收藏的选择方面出现了根本分歧。
    《藉书园书目叙》中的这一段话是章学诚对江南一些著名藏书楼拘泥于“私门”的指责：
    近世著录，若天一阁、菉竹堂、传是楼、述古堂诸家，纷纷著簿，私门所辑，殆与前古艺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数，其指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计于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其智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校，2005:513）
    这段话里多次涉及“公私”话题，表面上看，章学诚是指责江南藏书楼囿于“私”门，无法使典籍自由流通，实则其用意与前引文字中的设想直接对应，即希望官府出面来协调典籍的收藏和流播，这至少大大延伸了周永年当年由“私”化“公”的“儒藏”构想，即书籍进入流通领域尚不算是真正的“公域”，还需由官府具体实施之，官府制度的运作才能代表“公”意。
    章学诚藏书于官府的构想于乾隆三十七年通过皇家编纂《四库全书》得到了支持和验证。《四库全书》的编纂正是以搜集遗书荟萃于官府为启动因缘的，乾隆有一段话彷佛就是对章学诚指斥私门藏书之弊发出的一种回应。让人有些惊诧的是，乾隆对江南私家藏书的分布格局似乎了如指掌，他曾仔细向江南官员描绘出著名藏书家藏书的具体位置，并一一指点给官员说：“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并有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即其子孙不能保守，而辗转流播，仍为他姓所有，第须寻原竟委，自不至湮没人间。纵或散落他方，为之随处踪求，亦不难于荟萃”（《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谕）。其用心和目的还是落在了如何“荟萃”私人收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