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章学诚的眼中，治道合一的局面只有三代才有，后世治教分离的后果是孔子只具备周公传声筒的作用，并无儒家“道统”之源头的地位，因为“道”不具独立的意义，更不用说可以作为衡量“治统”合法性的依据了。《论语》这些儒典之所以不能被称作“经”，是因为“其非政典也”（《经解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87）。因为他论述的侧重点在周公的“有位”，孔子“五位”而传道已经变得勉强，如果再任使“私言”泛滥，那么其失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章学诚其实已在暗示孔子传承道统未必拥有超越制度安排的合法性。
    章学诚在对待周公与孔子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心态。他认为，任何对“道”的私言诠释都必须在制度运行的范围内予以定位，否则就不免为空言无益之学。这个思想在他有关“道”“器”关系的阐述中表露得非常明显。章学诚的观点是，后人误认为“六经”是载道之书，是根本错误的，“六经”首先是“器”。他进一步解释道：“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耳。”意思是说，任何学者所做的工作，应该是对国家典守制度的遵循和实践，离开了“事”的这一层面，“道”就会无所依附。后人虽然看不见先王的模样，也无法亲眼目睹他的行事风格，却仍可以依据“器”的形状想象思索那看不见的“道”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学人不能自以为是地游离开“器”的轮廓后再对“道”的内容妄加猜测，否则就会犯“离器言道”的毛病。他做出如下判断：“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空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道”离了官司典守的轮廓，就成了无法捕捉到的影子，类似的比喻在章学诚的言论中可谓俯拾皆是，结论自然还是喋喋不休说过多遍的那套“官师合一”的教诲：“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原道中》，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0）。
    “制度”不仅是存“道”之器，而且也可以规范“道”的边界与范围，这种“制度至上主义”被推行到极致，就是对那些功利性乃至暴力性地使用制度抱有同情的心理。章学诚就认为，秦朝禁《诗》《书》的目的，只不过是敦促学习法令的人“以吏为师”，结果造成“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的效果。后来的局面却是“治学既分，不能合一”，看上去似乎还不如秦代制度运转得那样顺利。
    过度强调对“制度”的尊崇和“道”对有形制度实践效果的依附，无疑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道”无法也不准具有超越现实的思想力量，更不会承认宋以来儒家“道统”对“治统”拥有强大的制约能力。那些弥散在民间的私言对“道”的多样化理解，自然就会被判定为“非法”和“异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孔子当然会被塑造成一个规规矩矩传承周公意旨，在政治与文化见解上不敢有丝毫个人发挥的形象：“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章学诚说这番话还是有针对性的，矛头指向的是那些“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的现象，出于对“诸子纷纷言道”的痛恨，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原道中》，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0-102）。
    （三）“道”在历史中的消解和重建“道”之秩序的条件
    如果深究章学诚崇周公贬孔子的深层心理，我们会发现那实际植根于他内心世界的一套文明史观念。章学诚对古代历史特别是“三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中政治和文化是不能严格分开的，而是应该服从于功能管理的需要。这套制度应该围绕国家的整体规划而设计。按照倪德卫的概括就是章学诚觉得人类秩序中功能的、治理的和行动的侧面，必然曾一度与其传统的、文化的和知识的侧面浑然不分（参见倪德卫，2003:82）。知识的表述由于和官府的部门设计粘连在了一起，因此它的传承和掌管这个部门官员的行动密不可分。知识既然是专门之学，同时又专属国家的部门，自然也是在国家意图的控制下才是有效的。相反的情况是，一旦出现乱世中“官失其守”的局面，学术就会被迫从官府中游离出来，沦落为私家之言，专门之学的权威性就会流失，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要想办法使这些知识恢复到官守的状态。这个想法与宋代以来儒者对知识的认识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儒家“道统”的建立与传承是宋代以后士人努力营造出的一个谱系。这个谱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道”的远源虽可追溯至周公，但孔子形象绝非是单纯地述而不作的复述圣言，而应有所作为。至北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关“道”的流传谱系。在这个谱系中，“道”也并非依附于“器”或某种制度后才能显现其功能，而是具有塑造心灵和控制政治运转方向的超越力量。掌握这种力量的士人不但不会受到官守部门的规训和限制，也不会满足于准确地传承周公的意旨，相反却要担负起教化帝王甚至与帝王共治天下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