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一生从未进入过官僚机构的核心，尽管他一直抱有这个志向。从事基层书院的教化和在地方官幕府中编修方志的活动填充了他的整个生涯，因此，围绕基层教化和修志原则，他发表了丰富的见解和议论，仔细阅读这些言辞，章学诚始终不遗余力宣称的一个主旨不妨先简约地概括如下：“道”在“三代”历史中生成，同时又在三代以后的历史中被消解，要想在现实环境中寻回“道”之真谛，就必须恢复“治道合一”的原始状态。同时他又认为，“道”的存在由于和“私言”泛滥相并存，故须加意剔除之，方能达此目标。这就是章学诚“经世观”赖以成立的基础。下面各节将对此要旨一一加以辨析。
    （一）儒藏说：公私之辩
    周永年有一个外号叫林汲山人，这位济南历城人把他的私宅筑在了泉眼一侧，故得此名。我们不太清楚章学诚和他关系的密切程度，只知道周氏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鼓吹在士林中共享典籍资源，这篇文章曾经得到过章学诚的回应。据周永年的传记作者说，他对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律不感兴趣，惟独有一个买书的癖好，只要得到珍本书籍，必定要想办法搞到手，积累下来已有了五万卷规模的藏书（桂馥，1987:264）。自己的书积累多了，则不免为儒家典藏书籍的流失发出感叹。
    周永年感到沮丧的是，佛家、道家收藏书籍都有特殊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把书籍集中到一个深幽静谧的地点，以免遭兵火灾难洗劫，所以后来的士人反而要从佛藏、道藏中去寻找丢失的观点；相比之下，儒家典籍的收藏则显得分散零碎，不成系统。他发现，“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原因是这些藏书仅仅集中于一个固定地点，无法形成交换网络，后果即是“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万世”（周永年，1982:47-50）。
    有意思的是，章学诚在谈及藏书方式时也开始赞赏佛道两家，以呼应周氏的观点，他说：“夫儒书散失，至于学者已久失其传，而仅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校雠通义·藏书第九》，章学诚著、叶瑛校注，1985:991）。两人虽不甚相识却在藏书方式的选择上如此紧密地相互呼应，这可能隐现出一个共识，即效法佛道两家是收藏传承儒家典籍的正途，周永年的意图是把儒典分藏在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偶有残阙，而彼此可以互备”。
    不过，我们仔细品味周氏的观点，就会发现其真实意图不在典籍的收藏而在流通是否顺畅。他曾经设想出以下图景：“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周永年，1982:47-50）这段话的用意非常明显，仅具备佛道两家的藏书策略是不够的，不应把书籍隐藏于深山人不识的山林，而必须使它具备人人可读的条件。下面这段话把这层意图表达得更加清楚，他建议凡有藏书的地方，都备置一副活版，以作为印制流传稀少之秘本的工具。他乐观地预测到，数十年间，“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薄，书不拘于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周永年，1982:47-50）。甚至有在“义学”中积储藏书的设想，其迫切加入流通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一般人的心态而言，家藏万卷典籍，自我欣赏即可，何必要顾及普通士子之需而达人人可读的境界呢？周永年传记里曾透露出些许萌发此心绪的痕迹，传记作者说周永年自己造了一个“借书园”，他在里面聚储书籍、修订目录的深层心理是因为“北方学者目不见书，又鲜师承，是以无成功”。于是感叹：“使先生讲授借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愿吞志以殁”（桂馥，1987:264）。这样刻意地强调北方文风孱弱不振，倒是阐明了一个事实：南北文风不但素有差异，而且在藏书规模及流通能力上也相去悬殊。
    江南人文荟萃，其文脉已延至清代中叶，故藏书格局也围绕江南区域形成流通网络。北方虽不时出现收藏万卷以上的藏书大家，除周永年之外约略可举者即有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河北真定梁清标的樵林书屋、定州王灏的括斋、山西灵石耿文光的万卷精华楼、洪洞董文焕研樵山房、陕西三原李锡龄惜阴轩等。但私家藏书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数密度上却仍绝难和江南匹敌。范凤书曾对清代藏书万卷以上藏书家进行了统计，以淮河为界，在范书提供的543家之中，大约南方有449家，占总数的86.2%，北方有94家，占总数的17.3%（范凤书，2001:271-321）。
    更为重要的是，江南书籍的流通能量自非北方可比。自明末开始，南方就形成了极有特色的刻书市场，按明人的看法是主要分布在吴、越、闽三地。其中刻书之精，以吴地为最，刻书之多，以闽为最。江南苏州地区高质量的名书坊多分布于南京、无锡和歙县一带，劣质书籍的出版商多游动在福建地区，尤以全国性刻书中心建阳县为多（参见卜正民，2004:187；关于福建建阳的图书印刷和商业活动，参见Chia，2002）。有学者注意到，清代出版业在地理和社会分布上比明代扩展得更加迅速，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便于携带和操作的印刷机械--木板印刷技术和器械。木板雕刻匠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手工技术，一至两年学徒实践便足以成为职业的雕刻匠；有些机构甚至会雇用没有受过训练的妇女和闲散农民从事刻板工作（包筠雅，2008:44-45）。从流通速率和辐射广度而言，江南书市的传播路线可以直达京师。各种典籍抄本在北京和江南的主要书市中自由频繁地流动。一些家道中衰的藏书家如杭州振绮堂主人汪宪等人往往靠出售珍本善本偿还债务，明代毛晋传下的汲古阁的许多藏书几经辗转，也曾在此抛售（艾尔曼，1997:109）。书籍刊刻流通由纯学术向学者圈内的商业性刊行转变，为许多学者在生前刊布自己的作品提供了机会，而不需等死后由他们的门徒或后代集中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