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在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含义远为复杂。张灏即强调“经世”有三义：入世、治道、治法。入世精神是以政治为主要表现方式，早期的“经世”一词从字面意思上看还有“治世”和“理世”，或者“治理天下”的意思，一个人修身成德的目的是参与政治以领导社会。这种“政治本位”的人生观绝不可能只适合于变革的历史时期，而是同样适合于日常政治程序的维持，即常态的政治运作，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政治是人格的扩大这个观念。
    人格本位政治观是宋明理学所谓的“治道”和“治体”，或者说是政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宋明儒者讨论“经世”不仅谈“治道”，还谈“治法”（张灏，1984），具体地讲就是用于实现治道原则的规章制度，我想还应包括如何实现它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些都是“经世”中所含“常态”而非“变态”内涵之所在。按这个标准，有待诠释的“经世”内涵就要丰富得多。
    要谈“经世”中“治法”含义与历史“常态”的关系这一层，就要摆脱朝代鼎革对“经世”一词内涵的限定，把它置于王朝日常治理层面加以解读。在鼎革时期乃至朝代转型完成之后，固然有一批知识人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受政治高压支配放弃了原先的自由理想转入考据之途，但梁启超的“压抑说”只解释了“经世”含义中“治道”一层的反叛因素被皇权消解，士族经学被迫转向辨伪和小学这一单一面相，而无法说明属“治法”一层的今文经学等学问在王朝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②更没有注意到在“盛世”的光耀下有相当一部分人仍对考据之学的非实用特征深恶痛绝，他们发出批评的声音时高举的恰恰就是“经世”旗帜，如章学诚即说过：“今之文章一道，无复有言者矣，然才智纷纷，争言考订，率皆鹜名而暗于大道”（章学诚，2006:237）。这样的批评似乎只应出现在鼎革时期，实际上却不过昭示出经世中“治法”这层意思而已，完全可以看作是清初经世思想的延续。
    再举一例，晚明陈子龙、徐志孚编有《皇明经世文编》，如果从鼎革意义上理解其经世意图，陈子龙的编纂宗旨当然会隐含经略疆域甚至暗含反满的目的，可是如果从后来清朝士人编纂《经世文编》的角度观察，其中经世的内容或更接近“治法”中维系统治的一面，而使得经世含义趋于常态而非变态。甚至或可推断说，“经世”思潮的时段被严格限定在鼎革世变的历史时刻，具体地说是限定在了“明末清初”和“清末”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段，而“清中叶”这个漫长时期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样误读的症结恰恰在于把“经世”仅仅理解成了“治道”能够发挥变革的抗议作用这个层次，而没有考虑“治道”也有维系政治秩序乃至保持其基本稳定的现实功能。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经世”内涵中强调制度安排和建设的“治法”思想绝非士林一级所能单独承担，而是与王权配合出演的结果。“治法”设计中的政治实践不仅能够为时代变革提供依据，而且也可以为新王朝建立其合法性构建精神基础，这恰恰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斯考切波曾经提出要把国家带回到社会史研究中来，说社会史的碎片化不利于对帝国演变的总体认识（斯考切波，2007）。我们不妨说，也应该把帝王政治的视角重新带回士林世界，如此带回的结果是：一则可以避免近期“新儒家”研究中过于自恋地把中国士阶层历史看作是超越现实的自足性存在；③二则也可避免仅仅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压迫士阶层思想自由的一个外在符号。从而真正从互渗互动的角度观察清朝正统合法性建立的意义。本文即拟从章学诚的思想体系中探索其“经世”含义对建立清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诱发配合作用，并由此观察清朝士人精神世界的变异。
    二、“私言”如何转化成了皇家“公言”？
    明末是个“私言”流行和泛滥的时期，其表现形式是书院讲学的兴盛、私人社团林立、印刷书籍的流行与江南藏书楼的星罗棋布。特别是受阳明学影响的讲会运动，“私人”特色尤其突出，时常凸现其“异议”色彩。讲会场所也常依附于书院和寺庙之中，特殊的空间配之以静默和游习的风尚，更使人生发彰显异学的想象（卜正民，2005）。私人的无忌狂言往往借助讲学的旗号如老藤般攀附于书院、山林寺院的境域中，其无止蔓延虽让统治者颇为忌惮，故有明末张居正、魏忠贤严禁书院之举，但由讲学孕育出的私家游历风气却仍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四处弥散，特别是讲学活动常常伴以讥评时政或臧否清议之风，故到了清初，自然被诟病为朋党倾轧的源流，并列为明朝失去天下的主要顽疾。
    明清鼎革之际，士林反思自身，往往起点就标识在讲学的实际效果上，最终结论是空谈无益、朋党误国，遗民以私人名义集群出游由此变得战战兢兢，形同非法，这正是清初帝王愿意看到的景象。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此时以皇家名义发布的抨击晚明风气之言论，几乎与士林中个人言说如出一辙，都数说的是明亡源于士人操守的邪恶，于是官家禁锢私言的张扬自然就变得名正言顺起来。“私言”不仅是以讲学的思想魅力感染连缀出士人游走的网络，它还牵掣出了一系列的晚明时尚，诸如书籍被大量方便地印制，价格日趋低廉；江南藏书楼数目的陡增，使得藏书具有更多的私密性。与此同时，流通的方便又使得私言的传播有了新的可能。于是帝王对明朝因讲学而亡的话语，又为控制书籍收藏和流通提供了上层政治背景，从而被纳入了一种帝国治理的视野，由此“经世”内涵开始逐步染有了某种“治理”社会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