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如钱穆就曾定位章学诚的观点属“学术致用”一脉，说：“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参见钱穆，1987:434）。周启荣、刘广京对章学诚思想也有“学术经世”的概括(1984:117-154)。周予同也曾明确指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甚至是特指“帝王经世”这一层意思。他说：“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三代以前，六经‘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所以‘六经皆史’。至于‘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的，虽和史学有关，但不具‘史意’，不足以‘经世’，只能称为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而不得成为史学”（周予同，1983:714）。可惜此论只限于点明了“六经皆史”对抗宋学的特色，而没有展开“帝王经世”的企图和章学诚“经世观”之间关系的讨论。
    ②关于梁启超的“压抑说”，可参见梁启超，2003:13-35。汪晖在他的近著中注意到了今文经学与清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的关系，参见汪晖，2004:551-579。
    ③这方面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明显，他倾向于认为“士”阶层具有某种“内在”的超越性，而相对忽略“士”与帝王合作这一层面的意义（参见余英时，1987:11：自序）。
    ④鲁迅先生曾评述雍正乾隆两朝对于古人著作的手段：“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他详细对勘了《四库丛刊续编》里对宋洪迈《容斋随笔》的删改情况，以为清廷暗杀前人著作的案例（《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1981:182-185）。
    ⑤《病后杂谈》，见鲁迅，1981:168。鲁迅又举出清初笔记《蜀龟鉴》里作者的话：“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批点说，《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1981:169)。
    ⑥章学诚曾言及：“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21）。认为司马迁是“经世”，而“宋学”却是空言。显然章学诚更是从襄助“王者”的关系上评价司马迁的写史动机的。
    ⑦参见夏长朴，2005:163-192。此文曾以《四库全书》的修纂为分界点探讨乾隆帝从尊崇理学到尊崇汉学思想的演变。
    ⑧钱穆的结论是：“若实斋教人切人事，而归于推尊时王，此在清儒学风中转成反动，决非正流。亦可说是倒退，非前进。故实斋虽有心矫挽当时经学家逃避人生之不当，而彼所提倡，实未足与之代兴”（参见钱穆，2004:9-10）。
    原文参考文献：
    [1] 艾尔曼，1997，《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谕。
    [3] 包筠雅，2008，《17-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载《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卜正民，2004，《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
    [5] --，2005，《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6] 曹溶，1982，《流通古书约》，载《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7] 邓国光，2005，《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王经学初探》，载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 范凤书，2001，《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
    [9] 《高宗（纯）皇帝实录》（二），乾隆四年八月庚辰。
    [10] 桂馥，1987，《周先生永年传》，《碑传集》卷五十，载《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