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私人酝酿生发出的“谤言”，认可于现行制度的约束安排，不仅是一种身体的自觉反应，还须从历史先例中验证这种精神萎缩的合理合法。于是便有如下对《史记》是否为“谤书”的争论。章学诚发现，有些人从司马迁的自述中摘出“发愤著书”一句，推测其有“怨诽”的情绪，故斥之为“谤书”，章学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人人羡慕而仿效之，是自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史德》，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67）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发愤著书”，不过是感慨自己际遇未谐而已，私人表达穷愁思绪不可轻易揣测为“诽君谤主”，甚至尊为文辞之宗，否则“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
    章学诚以为，是否敢于“讪上”的争议，太过拘泥于司马迁个人的际遇得失，却低估了其中所含“究天人之际”之抱负的意义。司马迁著书虽属私人行为，但除在《游侠》《货殖》诸篇中出现个别感慨之词外，“余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故多不限于一家之言，关心的是普遍的历史演变的轨则，应视为“经世”的典范。⑥章学诚进一步申说道：“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他最终把《史记》的风格定位为“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史德》，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67），也就是说，不时发出委婉的劝谏之言，甚或偶尔抒发感慨命运之语均属正常，但须抑制私人感情无边的弥散，心态变化的节奏也要符合当下时势导向的要求。这与前述对明代遗民抑制忿懑激情的劝戒如出一辙，均是劝导个人私意对历史现状无奈般的屈从。这也彷佛是在回答乾隆帝提出的疑问，乾隆有一次在谕旨中曾质疑道：“每览历代史册，褒讥率无定评，即良史如司马迁，尚不免逞其私意，非阿好而过于铺张，即怨嫉而妄为指摘，其他更可知矣”（《清会典事例·翰林院六·职掌》卷一千五十，《纂修书史》一，页514）。有时，章学诚会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乾隆朝文字狱重压下的惊悚情绪，如说：“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紧跟着就是一句劝戒：“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上辛楣宫詹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657）。这分明是政令反复追杀下惊出的自然反应，意即只要经过心理磨练，自然就知道文字书写的底线应该划在何处。
    以君臣大义规训历史书写的能力具有异常强势的督导效果，甚至有着常态般臧否历史人物的标准化作用。如章学诚对演义小说中民间化的私人描述心生反感，即是源自于其中君臣关系的形塑有悖于心中固化的君臣大义。他曾批点《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关羽等人的关系，觉得桃园结义这幕刘关张居然以兄弟相称，尤其违背君臣身份，许多描述仿照《水浒》中草莽啸聚山林的形象安排刘备与关羽、张飞、诸葛的关系尤不可取。
    他举例说，刘备继位前的诸葛亮形象“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随后感叹道：“何其陋也！”他觉得这些编纂演义的人没有什么知识，脱不了传奇习气，当然没必要深责，麻烦的是“却为其意欲尊正统，故于昭烈、忠武颇极推崇，而无如其识之陋尔”（章学诚，2006a:246）。传奇演义之书干涉到了君王独断的政治决策领域，即是以私犯“公”，在章学诚看来，那些纯粹记录史实的历史著作，和那些全凭虚构引人阅读的《西游》、《金瓶》之类的小说，均无伤大雅，惟独像《三国演义》这样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作品会对君父大义产生颠覆般的影响，应在剿灭之列。
    四、为何崇“周公”而抑“孔子”？
    “道”在中国思想中始终处于神秘而又重要的地位，文人的讨论中几乎绕不过有关“道”的源起和如何起作用这个话题。在阐述“道”的发生与延续的诸多言辞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章学诚似乎总是不遗余力地抬升周公的地位，同时不断贬抑孔子及先秦诸子的作用。在古代典籍文献中，一贯即有“圣王”与“圣人”之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圣王”有德有位，“圣人”有德无位，圣王不仅是理想道德人格的化身，还要成功地进行社会政治实践。在一些先秦经典文献中，很早就在讨论“圣王”的资格问题，如《庄子·天下篇》就把“内圣外王”作为拥有“圣王”资格的基本要素；《墨子·天志中》也按有德有位的条件排列出了三代圣王的系谱：“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不过有点奇怪的是，这个谱系中并没有“周公”的位置。
    其实“周公”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周公“制礼作乐”辅佐周王，表面上没有王位，却可以有全盘处理政事的权力。所以先秦诸子往往把周公看作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分野式人物。周公以前，二帝三王拥有天下，所以是产生圣王的年代。周公之后，“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只能产生“圣人”，“圣王”随即消失。这种局面的发生源于春秋时期学下私人，改变了学在官守的历史，“圣王”与“圣人”的角色开始分离，喻示着教化与政治从此要裂分两端。孔子即是以救世“圣人”的形象出现的，因其有德而无位，故又称“素王”，即是“空王”的意思。很明显孔子扮演的角色是有缺陷的，其形象必须重新加以包装才会具有精神魔力。汉代儒者发明了一种办法，他们通过不断制作各种“纬书”，即包含各种神话故事的伪儒家经典，来赋予孔子以异象和超凡的能力，最终形成自己对王权的控制力，在这种叙事中，孔子不但获麟受命，而且可为汉代皇家制法，具有预测刘家获得皇位的神异功能。故有人称之为“政治神话”的制作者（参见冷德熙，1996:162-192）。在这个时期中，孔子还拥有干预政事的权威，尽管出演的多是短暂的权宜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