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甚至对民间购书卖书的渠道和流通特性也有仔细的观察，他在谕旨中特意提到苏州有一种卖书的“贾客”，专门从事收卖旧书，他举的具体例子是在山塘一带开书铺的一家姓金的卖书世家，说他对古书存佚之原委十分熟悉。乾隆又发现在湖州地界上有一种书船，专门在各处州县穿梭售卖书籍，与藏书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谕），故特意责成江浙督抚咨询物色。
    征书搜书背景下对私人书籍的流通有着巨大的范导影响，大批征书的诏令逐渐得到了民间藏书家的响应，尤其是有徽商背景的藏书家如汪启淑开万楼、鲍廷博知不足斋均进呈书籍多达五六百种以上。乾隆帝本来多次发布谕旨，应允凡进呈书籍一律抄借后发还本人，却大多未予履行，大批珍本往往落入权臣和经办者之手。不少藏书家的多年珍藏为之一空，如浙江慈溪郑大节二老阁藏书“半轶于四库采辑”（谢辰定，《知耻斋文集·赠郑简香征君序》卷上，转引自黄爱平，1989:36）。范氏天一阁因进呈的压力所迫，被迫修改了“书不出阁”的禁令。虽然藏书楼勉强幸存了下来，但另外三大家马裕、鲍士恭、汪启淑此后均不以藏书著称于世（黄爱平，1989:36）。
    江南士人对此虽觉无奈却似乎并没有发出多少异议，可能正彰显出藏书流通从私人向官府收藏转移的过程被强行启动后正越来越变得合法化，也昭示着士人对藏书旨趣日益由“独”、“私”向官家转移的默认。我们可以举袁枚的例子来透视这个过程。
    浙江才子袁枚卜居江宁小仓山时自号其藏书处为“所好轩”，聚书四十万卷。在《所好轩记》中，他有一段表白：“袁子之好众矣，而胡以书名？盖与群好敌而书胜也。其胜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书之好，无以异于群好也，而又何以书独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晴明，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胜也。”他的结论是：“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见袁枚著、周本淳标校，1988:1775）。袁才子平日里风流倜傥，好交友游历，惟独对待书籍主张宜采独自品味的态度，这段文字强调的是聚书的要诀在于一个“独”字。
    在乾隆下诏求书后，袁枚的思想显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藏书之“独”的想法有所修正。他自述这一过程说：“余所藏书，传钞稍稀者，皆献大府，或假宾朋，散去十之六七。”面对友人的质疑，袁枚的解释是：“天下宁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亲见之耳。古之藏书人，当其手钞缣易，侈侈隆富，未尝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后子孙，有以《论语》为薪者，有以三十六万卷沈水者……今区区铅椠，得登圣人之兰台石渠，为书计，业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见功，宾朋因之致谢，为予计，更幸矣”（《散书记》，见袁枚著、周本淳标校，1988:1776）。这段有些自嘲而心酸的话，大致标明了袁枚藏书的两种去向，一是转呈官府后完全失踪，否则他不会有此概叹；二是友朋借书不还，也成为流失的一个原因。至少把书籍“独”为己览的心态已不复存在了。
    章学诚对江南图书流散的状况也是深有体会，他说：“三十年前，京师鬻旧书者，多从浙江旧家收贩，近十余年，不复顾也。”但他似乎坚持官府干预收藏流通的思路，如他听说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的商人在江浙之间用重价购书，当地地方官却稽查不力，他即建议地方大吏严禁海口商船私贩书籍（《与阮学使论求遗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755）。
    在章学诚的眼中，搜求遗书、刻印流通本应就是一种政府的公共行为，而不是私人零散的交流，所以他建议地方大员应更多参与其中。他听说山阴诸生王树实家藏有谢承的《后汉书》，就建议当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想办法搜求到手。他把具私人藏书家身份的王树实形容成怪僻不堪的人物，说他痴迷这些典籍，怕人借去传钞的理由是“恐损失其手泽也”。他讥损说这个人把自家的书籍看作是“异国名香，开囊恐泄其气；仙符禁方，传世惧失其灵”。有了这自私之心的驱动，所以才造成“乡党非无大力，而贿赂不足以动之，当道非无权势，而要挟不可以临之”。尽管有如此的难度，章学诚仍怂恿阮元“倘循循以善诱，俾封蔀之渐消，则《兰亭》真迹，未尝不可蹑崇梯而出斗栱也”（《与阮学使论求遗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755）。他还出主意说：“王氏家多藏书，其所采摭，必多遗文秘册，今访得其书，或可全刊，或堪采辑”（《与阮学使论求遗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756）。
    由以上章学诚的议论，我们可以初步感受到，收藏典籍并非简单地是一种个人行为，也非个人动议即可蕴成大的氛围气候，而必须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加以统一协调，对藏书流通的控制和有意纳入皇家之有序轨道，不仅是一项帝王的权力操控问题，亦可从章学诚有关“私门”独揽藏书的批评中看出一种“经世”的理念和情怀。也就是说，章学诚考虑更多的并非是思想的自由交换与流播，而恰是如何对此加以控制的问题，如此思考方较为接近“经世”的“治法”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