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宋明儒者的眼中，“道”不断地被传承下来而形成明晰的线索，可以清晰地加以描述和言说，这样“道”就被普遍化和绝对化了。在章学诚的视界里，“道”在历史中却正在不断地变味直至消失，无法在抽象和心理的层次上空洞地叙说，而必须在一种物质形式中，具体而言就是在当下“制度”运行的层次上寻求其踪迹。因此，在他看来，以下两种思路均不可取，一是刻意建构明晰的“道”之传承谱系，那是对三代以前“道”的完美性的背叛，宋明儒学即犯此病；二是仅仅把寻道看作是爬梳古代文献的技术工作，而遮蔽了对“道”之真义的寻求。这是他对清初考据训诂之学所做出的批判性反应。他曾讥刺《四库》馆臣多为“无性灵之人”，说：“苦功而无性灵，是人役也。”具体而论就是“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较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毛病出在受“与其过废，无宁过存”观点的影响，“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他紧接着针贬考据不分种类，照单全收的恶习：“夫千百年前物可为千百年后之考订者，虽市井簿帐、孺子鸦涂、胥吏案册、夫妇家书，甚至井臼砖石、厕圊柱础，无不可以取证，岂能赅存以待后哉？”（章学诚，2006:221）
    章学诚在文字生涯中曾一度有意扮演逆转“时趋”的角色，如言：“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上辛楣宫詹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657）。抨击考据之学即是悖逆“时趋”的表现，但其言说却鼓吹囿于更大的“时趋”而不作积极的挣扎和反抗。如他所经常言及的，文章可以仿效三代古人，但不可成为当下制度建设的负担，即使在拂逆己意的境况下，也须符合制度规训这个“时趋”的任何酷烈要求，否则就会成为“盛世之累”。他说：“故有功臣匡济之佐，忠义气节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隐逸之士，往往闲情有寄，著于简编，禁网所施，亦不甚为盛德累也。”最后两句话则至为关键：“第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制度当然包括皇朝的礼教秩序，这种秩序并非是个人所随意支配的备选典范，而是不容逆悖的禁网规条。章学诚到此会把话说得很直白易晓，完全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妇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311）。怪不得当他看到以下现象会深恶痛绝了：“每见名流板镌诗稿，未窥全集，先阅标题，或纪红粉丽情，或著青楼唱和，自命风流倜傥，以谓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苟有禁令未娴，更何论乎文墨！”（《妇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311）文墨之事发挥的限度须视掌握禁令的程度而定，从中我们已丝毫看不出晚明激进流变的思想痕迹了。
    不妨比较一下袁枚的说法，前文曾提及袁枚为官府所逼而散书事，袁枚曾有段话表露出当时散书的真实心态，其中即有对考据学缺乏创造性的尖锐批评，也有对考据、著书与藏书关系的议论。他是这样区分的：“凡书有资著作者，有备参考者。备参考者，数万卷而未足；资著作者，数千卷而有余。何也？著作者镕书以就己，书多则杂；参考者劳己以狥书，书少则漏。”那么，所谓“著作者镕书以就己”的说法具体指的是何方人士呢？他并没有明说，但从以下的言说中，约略看出他对私人著述活动流露出的留恋钦羡之情，他说：“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奥区之结构，而木屑竹头非所计也；考据者如计吏持筹，必取证于质剂契约之纷繁，而圭撮毫厘所必争也。”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他最后感叹说：“而又苦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书之备参考者尽散之！”（《散书后记》，见袁枚著、周本淳标校，1988:1777）这心境恐绝非屈从于《四库》修书模式，说的还是著书者须有独到的品性，大致可以肯定是委婉地拒绝了官府收编的意图，这也就难怪章学诚多次对袁才子发出愤懑之语了。
    从以上的论述观察，章学诚自身似乎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冲突之中，他推崇三代之治，认为其无论“制度”和“道”之完美的体现皆不可被超越；另一方面又认可当下制度的合理性，按钱穆的说法是“以时王制度为贵”，并把它作为确认“道”之现实意义的基本框架。这与清儒只诵先圣遗言，不管时王制度的主要精神并不一致，也是其批评考据学风的一个理由。⑧他是如何解决此困境的呢？其实在章学诚的思想里，任何属于“文章”“道德”的范畴都不过被视为“政事”的表现形式而已，不会孤立地存在。从此意念出发，他才批评那些考据学者是“不达时王制度，未必足备国家之用”（钱穆，2004）。所以他认为三代以后的文章可以不受三代“遗制”的束缚，可三代以后的政事却不能不师法三代的“遗意”（《方志立三书议》，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827-829）。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清朝统治制度不断予以认同的理由，此种认同不但有源于传统的认知惯性，也有基于现实政治的敏感考虑。因为清初帝王一系列治教合一的举措恰是对那些制度论者心中企盼回复“三代”愿望的回应，“经世”的理念也须从此制度优先的思路中得到伸展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