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之，康熙对“道治”内容所进行的整合与分门别类的安排混淆了宋代以来士林所形成的“道”和“治”应各安其位的传统共识，强化了文化领域应服从政治秩序的思路，这恰是宋代以来的士林痛加批判的状态，然而却得到了章学诚的赞许。他还以此为例向同时代的士人发出警告：“儒生不知九重广运，而以尧舜执中，危微精一，为臣子颂扬之体，宜然所谓终身戴天履地，而不知高厚几何者也。儒生于大臣言行及功令诸书，不可不留意，否则，不异面墙，虽博通古籍，无取也”（章学诚，2006b:257）。敦促儒生观察大臣言行与攻读功令之书，显然是按“吏”的标准要求士人，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康熙帝诠释事功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启发。
    儒生只有具备了事功的能力，才能真正理解皇上对文化所持有的态度。我们不妨也把这种思路看作是一种政治常态治理下的“经世”视野。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崇周公而贬孔子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讨论，而是与清初帝王治道合一的设想相吻合的一种思路，我们没有证据说康熙就是周公的化身，章学诚头脑中是否已把清代想象成了具备回归到政治功能和文化联体合一的“三代”美景，我们也不得而知，但章学诚所表述的周公形象确实可以投射到清代的现实政治与文化关系中加以重新理解。
    五、以“吏”为师：方志修纂与“大一统”的文化布局
    地方志的编纂虽源起于《禹贡》，体例成熟于宋代，但却大兴于明清。如论者所云，明代地方志的修纂和某个区域的讲学风潮紧密相关，其内容往往强调对地方民俗、土宜、士行的描述。除褒奖先贤构成一种官样的谱系外，不少方志会专门记述阳明学讲会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并把他们刻意弘扬成地方学脉中引以为傲的特殊事件，以增强士人的地方认同感。如吕妙芬即指出，江西《吉安府志》的编纂者除了突出吉安民风之淳厚这个地方特性因素，以及历代先贤如欧阳修、颜真卿、文天祥这些具有普遍意义能超越地域局限的忠义典范外，还突出表彰邹守益、罗洪先等传承阳明学统的地方一脉士人群体（吕妙芬2006:327-331），显示出明代地方志编纂中相对较为私人化的一面。这样的编纂风格无疑与明末私人讲学兴盛的大背景密不可分。而清代地方志的编纂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类不同的风景。
    （一）“治史”与“治国”
    从年轻时代起，章学诚就已抱定了以下志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842）。章氏一生坎坷，当多数友人被招入《四库》馆时，他尚踽踽独行于边缘地带，心情之郁闷无助可想而知。不得入《四库》馆也许与乾隆采择“四库”分类法，与章学诚所持守的《七略》编纂原则有别大有关系，然而却并未从根本上影响章学诚的“经世”志向。章学诚一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地方志的编纂上，他一直认定方志编纂绝非一种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和《四库全书》这样的修纂工程一样是帝国文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属于“公”域里的“官方”重新书写历史的统一行动。按层次和区域的大小，各种历史书写方式应该相互制约牵连，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方志”的性质其实是国史纂修规划的最低一层，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其一是为国史纂修筛选和提供地方文献。对此章学诚有一段概括：“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矣”。其二是在最基层历史书写的框架内杜绝“私言”的存在，始终奉守“公言”的集体表述原则。章学诚接着说道：“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说林》，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22）。
    对方志在帝国建构正统意识中所发挥功能的理解，无疑是章学诚有关历史书写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他的视野里，“方志”不是地理专门之书，不是荟萃地方文献的“纂类”之书，更不是彰显某个学术流派之地域特色的读本，而是帝国整体历史文献搜遗工程和历史重述过程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宋、元以来的文人往往把方志误认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又多误读为“应酬文墨”，近代虽然崇尚务实，也仅仅把它理解为“纂类家”的文字。在他看来，“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是以虽纂类而仍无可藉，宜长者之致疑于近时风尚也”（《报黄大俞先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633）。针对戴东原“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看法，章学诚认为是缩窄了方志修纂的意图，与其史书为经世之具的观点无法吻合。
    在章学诚历史书写的通盘构想中，治史与治国的经世目标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志亦是作为“国史”纂修的基础层次，肩负着汇聚史料以备史官诠释的筹备功能，为了使方志在国史纂修的框架内拥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章学诚甚至构想出了一个远古“方志”流播的谱系。他是这样展开叙述的，远古的“外史”负责掌管四方之志，方志散于侯国之中，为王朝提供撰写历史的资料，当有人提出，以后的帝国格局已从封建罢为郡县，故而方志就不可以按国史的功用加以衡量了的问题时，章学诚的回答是，如果从掌管方志的地方机构而言，守令均是从吏部委命，不可能像侯国那样由世家子弟委派，“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纪其之于书耳”；但是方志在为朝廷历史编纂学准备地方文献这个功用上是没有差别的。从表面上看，春秋列国各自为政，“略如后世割据之国史，不可推行于方志耳”，但在历史书写上还是遵循统一的规则，道理和郡县时的状态并无差别，“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轨之盛治；侯封之尊王章，不异后世之郡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