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无位“圣人”形象的制作实际上源起于北宋以后，孔子就此变成了一个纯粹“道统”的承担者，几乎完全要靠心理传承“道”的旨趣，而无法直接支配制度建置，这种角色包装强调的是“道”与“治”的分别。在此之后，孔子扮演着教化王权和以“道”抗“势”的双重角色。由于过于突出其私人教化与行事的一面，故基本上与王权政治的运作拉开了距离。这也说明，宋以后的儒者更多地要靠内心精神力量的支撑去制约王权的扩张，同时也要顾及与王者的平衡关系。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使得儒者对道统的操守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即是在清初帝王的压迫下逐步扭曲了内心的执守。从章学诚对孔子与周公位置的重新安排即可窥出此一心理转变的复杂契机。
    （一）孔子出现的意义
    如前所述，在章学诚关于“道”的传承与“制度”安排之关系的讨论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章学诚在多处的文字中几乎不遗余力地抬升周公的地位，同时亦以之为对照极力贬低压抑孔子的形象。下面这段话表现得最为典型：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籍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原道上》，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95-96）
    在这段话中，周公被视为“有德有位”，孔子则遭遇“有德而五位”的命运，大致是两者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周公因为具备王者之位，因此其持有的六经就具备“官守”的品格，后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只是因为经书散落到民间后才有机会对私家子弟讲习“经”文，这些讲习之语却被降了一格，只具备“传”的意义，明显低于“经”的价值。章学诚是这样表述的：“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而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习业，故尊奉而称经。圣人之徒，岂有私意标目，强配经名，以炫后人之耳目哉。”所以，“盖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其体判然有别”（《汉志六艺第十三》，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1985:1022）。
    在章学诚论述的经学谱系中，孔子的私人身份不仅变成了其获取制礼作乐资格的障碍，而且也使他并不具备道德资源拥有者的优势。所谓“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原道中》，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00）不在位之人垂示的教法因其私说的品格而变成了无益的空言，这样的解读使得孔子被后来儒者塑造成的“以道抗势”的形象大受损害而被自然消解。
    章学诚甚至发出警告说，因为六经是先王得位行道的结果，以私意理解六经要异常慎重：“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可不慎欤！”（《易教上》，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2）他由此对诸子百家以私意解读经书的行为大加贬斥，“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原因就是“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易教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17）。甚至根本不承认私家著述有裨益于政教事功的价值。因为官师守护的典章是百官治理万民的一种依据，以一人之力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诗教上》，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47）。可见章学诚是以史家著述是否合于政教之用作为判断其价值的惟一标准。
    （二）重释“道”与“器”的关系
    孔子出现的意义在章学诚的眼中不过是三代衰落之后治教已分局面下的一种救世选择，只不过是在存周公之典章以延续治教合一轨迹的含义上被勉强认可而已，所谓“失官守”之后才能“存师教”。“存师教”也只是一种“私家之言”，和官家保存“典章政教”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能作为“治世”依据。这种理解完全悖逆于以往儒者对孔子形象的释读。我们知道，自汉宋以来，无论是帝王还是士人都不时出现回归“三代”的呼声，周公处三代的黄金时期，孔子则只能恪守述论其思想精华，而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见解理属当然，因此，在回归三代的框架下出现抬周公而抑孔子的论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在儒家的叙述脉络中，孔子绝非单纯复制周公思想，而是和后来的子弟信徒一起组成一系“道统”，这个“道统”在宋代以后甚至可以超越到对“治道”有所制衡的程度。
    余英时先生曾敏锐地发现，宋代出现了汉、唐、宋相接续的所谓“后三代”之说，当时普遍流行着向往三代、轻视汉唐，甚至认为宋代高于汉唐的说法，宋代并非在疆域和政治事功方面可以媲美于汉唐，而是在文化上有超越汉唐的成就，具体说就是儒家道统可以作为“治统”的源头活水而存在，其作用远大过于前代。文化重于政治成为宋人“三代”概念的基本属性，而“士与君主共治天下”局面的短暂实现也恰恰证明“道统”开始对“治统”发挥了制约的作用（余英时，2004:184-198）。儒者对政治可以发挥文化的制衡作用的信念一直延续到了元代初年，杨维祯的一句话至为关键，即“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亦是说“治统”的合法性依附于“道统”。在这样的视野内，孔子的“道统”源头地位肯定被凸现出来，地位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