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大意应该是：三代以上典籍出于“官守”，而富有权威性，因此职掌者只要按惯例记述史实即可完成职责。三代以下，掌管文献的官员失去了职守和权威，记载历史的人可以任意发挥想象，随意挥洒对历史的理解，容易自成一家解释。这样一来，真实的历史反而因为材料记述的驳杂莫辨而难以洞悉。章学诚用“文质”关系来解说这种现象，说三代以前注重对历史的收藏，所以显得比较质朴；三代以后的人各抒“私意”，则显得华丽轻率。
    日本学者山口久和曾引郑樵的一段话以证明章学诚与过去的传承关系，郑樵在《通志》中说：“史者，官籍也；书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山口认为郑樵所说的“书”相当于历史资料，“史”相当于作为著述的史书（山口久和，2006:206），我以为，这种解读恰恰弄反了郑樵的原意。如果把这段话和章学诚的“记注”“撰述”关系论进行比较，那么，郑樵所说的“书”应和“撰述”的意思相对应，其意是说一种基于“私意”书写的自由发挥的状态；而“史”则与“记注”的含义相对应，讲的是三代以上的典籍收藏具有官方的标准，如此看来，郑樵与章学诚对三代前后历史记述的褒贬判断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再引一段章学诚关于“著述”的评论，就可更加清楚地发现其原意：
    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诗教上》，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2005:47）
    他的意思是说，后人著述往往在文辞上陷于雕琢而追逐时尚，反而容易失去著述保存权威文献的古意。
    关于历史书写，章学诚自己有一套独特的“知识论”，在他的眼里，传播“道”未必依赖书写的华丽外表，三代时，“道”的传播就靠口耳相传，战国以后文字著于竹帛后却造成了“私意”泛滥，导致“记注无成法”的状态。在《诗教》一文中，章学诚承认古今的情况不同，“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古人藏书皆出于手抄，自印板技术日臻成熟，学者由于得书容易，结果“闻见涉猎，或有过于前人，而精密则远逊于古”。
    古人读书在工具操持上不胜繁重，造成体力上负担过劳才导致“文辞简严”，要求书写达意简洁，不能过于冗长，也无暇冗长，否则书写成本过高，所谓“遇其繁重则自出谨严，亦其常也”。但是后世使用纸笔，由于方便十倍于竹帛刀漆，所以文笔繁冗芜蔓，助长了文人恣意放任的书写习惯，人情学风也走向了轻便易行的路子。章学诚将此归结为由“文”向“质”的转变，他概括工具变迁对知识论的影响：“读书卤莽，未必尽由印板之多，而板印之故居其强半，作者繁衍，未必尽由纸笔之易，而纸笔之故居其强半。板印之省缮钞，纸笔之省竹帛刀漆，功不鲜矣。而学人之病，即从此而不思其故，此亦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章学诚，2006:194）。
    对古人文辞简严的欣赏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理念，那就是文人的书写应克制私意的发挥，而尽量保持古代圣人思想的原意。这恐怕并非章学诚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清初士人的共识，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士人会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四库全书》编纂从征求遗书始，中间又不断夹杂着清除违碍遗书的行动，而且采取的手段越来越趋于暴力。帝王的行为逻辑自然有它自身的特点，与士人的举动并非完全契合，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处于绝缘状态。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乾隆清除违碍书籍的行动本身就蕴含着剔除“撰述”中所含“私意”，以恢复“记注”的合法性意图在内，只不过他没有使用这样的表述而已。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表达，乾隆的目的是通过保存史料的途径以达到取缔私人自由言说和异端思想的结果。
    （三）革除“私意”：“遗民观”与历史书写
    自从朱筠上了那份奏折以后，在朱筠这个小圈子里，或者章学诚的更广大的朋友圈子里，不少人后来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四库全书》的修纂活动，说明其编纂主旨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士林的赞同。这份名单中就有章学诚的朋友王鸣盛、汪中和洪亮吉。一些藏书家如周永年、程晋芳直接参与《四库》修纂的行动，不妨可以理解为他们同时认可了《四库全书》编纂中征访遗书和搜禁违碍书籍的双重理念。章学诚没有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但却在以后的史书和目录学编辑生涯中不断呼应着《四库全书》编纂的主题思想。1787年，章学诚入河南总督毕沅幕府，参与《史籍考》的修纂，他在给洪亮吉的信中即承认，参考了《四库》子部目录，觉得颇有心得（倪德卫，2006:132）。看来对《四库全书》搜访遗书的行为多表认同态度应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章学诚对帝王搜书的深层心理是否确实有所回应呢？我们找不到章学诚对乾隆搜求违碍书籍表露直接支持态度的证据，只能从其议论中间接获知其真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