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发源于西汉，古文经学发源于东汉。所以，由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在时序上呈现的是一种倒捲之势。梁启超曾说：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107）他用一百八十多年以来儒学的走势来说明今文经学的复兴，自有其以经学解释经学的道理。然而以经学解释经学，说的只是竖看一面。若横看学术思潮的嬗递，则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代谢又是一种与世运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都具有自己的群体性，并不断地在群体意识的翕合中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世风、人情、心态、价值。因此，旧潮的退落和新潮的涌起正以学风的变化昭示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变动。
    由于人心变动，所以，古文经学以累世之力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华衮，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下显出来的却是周身破绽。因此学术思潮的代谢大半是从批判中开始的。魏源说：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108）
    《周易》诀疑，《洪范》占变之类是经学史上古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其中既有严肃的命意，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臆说。这两层意思的思想价值并不一样。但由此显示出来的“以经术为治术”，却是儒学中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命题。在士大夫的用世之心久受文祸的啮噬和饾饤的研磨之后重新发舒这个命题，反映了艰难时世的殷殷呼唤。因此，以训诂、音韵、名物器服截断了经术转化为治术之路的古文经学，便成了后起的知识分子痛加掊击的对象。在另一个地方，魏源曾把乾嘉人物中的出类拨萃之辈一纲打尽，历数“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之“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而后以一言作概括，切讥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09）这些人当日都有过名动天下的风采，然而仅仅隔了一代人的时光，他们就在酷评之下变得衰飒败落了。此可谓世风骤变。在魏源之前，与汉学相角牴的言论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时当“诂训音声”光焰万丈之时，这些言论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孤唱。以此做比照，则世风骤变中的痛诋汉学之声已纷纷然成为一时群鸣了。嘉道年间久客京华的而惯以冷眼看世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因此，
    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110）
    他对汉学的评估与魏源非常相近，而由吏治说到修身，其憾意则更深于魏源。世风因世事蜩螗而激变。所以，从批评中累积起来的意气一定会驱使后起的知识分子向汉学追究以学术误天下的责任。“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的孙鼎臣说：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朝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猩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宋儒之书能举其名者少矣，至于搢绅之徒，相垢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
    他以学术的流变为界线，把“国初诸儒”与后来挟“私意”的“承学者”们分开来，然后词气锋利地一路倾泻说：
    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候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夫杨墨老庄，岂意其后之祸天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人日食五谷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夺之，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111）
    孙鼎臣的话很少有轻裘缓带从容论学的趣味，因此引申之际会不由自主地带出些苛刻来。但苛刻是从忧时之思里产生出来的。从他眼里看出去，漠视风俗人心的汉学一面与天下苍生的精神世界隔得很远，一面又以自己的漠视孵化出了另一种风俗人心，并由此而映衬出它们所据有的“孔孟之学”与圣人之道的显然相悖。所以，苛刻和忧思都反映了久被汉学排诋的那些儒学观念正在急迫无重新崛起。魏源和沈垚把汉学看做“无用”之物，同他们比，孙鼎臣的议论无疑显得更加深沉凌厉。后来做了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把洪秀全与汉学连在一起，追咎前后因果，“持论亦与芝房（孙鼎臣）相同”。（112）这一类推论未必说明得了真实的历史联系，却能够使人十分具体地体会到汉学在那个时候的低落程度。魏源、沈垚、孙鼎臣代表了乾嘉之后那一辈人的思考。他们常常用一种非常自觉的态度把自己与乾嘉人物划分开来。但细绎乾嘉人物的心迹，则可以看到其中年辈较后的人们蒿目时艰，也有过一点反思。嘉道间“专为汉儒之学”（113）的陈寿祺在自己的文集里转录过的两段取之于著述之外的话：
    仪征阮夫子金坛段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114）
    “仪征阮夫子”是阮元，“金坛段若膺”是段玉裁。前者被人看作汉学护法；后者则以音训之学而久负盛名，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对于汉学营造出来的局面都已失去了十足的自信。当世风骤变之际，是非常常别有新解，遂使门户中的人们也守不住藩篱了。于是，古文经学在“如日中天”之后便被后起的舆论浇熄了光辉，一步一步地显出黯淡和背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