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最早倡导实证精神的那一代人虽曾痛诋明季积久而成的凿空之风，但这些人自身则都是“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而且“于宋学有甚深之契诣”（52）者。因此，他们对于“清谈害实”的凌厉掊击并没有一意要划清汉宋之间的界线。然而，当实证一旦成为治经的正宗以后，历史上的经学就显然是明人不如宋人，宋人不如唐人，唐人不如汉人了：盖“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因此，“自元和惠栋严画汉宋之界，其弟子江声，余萧客承之，于是汉学之壁垒乃森严矣”。（53）这个过程无疑内含着一种学术本身的走势。惠栋和他的传人们筑起的这一道壁垒，本是实证精神一路演变而来的结果，但当壁垒既成之后，实证也不知不觉地变作了笃信，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54）这种“信古”并不都是考证出来的，梁启超称为‘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55）由是，尊汉和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相比之下，与惠栋中分学界并同为一时领袖的戴震则更多些理论的自觉，其褒贬汉宋之辞也更显得言深旨远。他说：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者也。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踲其阶而不可以躐等。（56）
    因此，持六经本旨以论长短，则
    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趋向。沿此以往，则“宋以来儒者以已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已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57）显然，在严画汉宋之界的过程里，惠栋重在尊汉而戴震更着力于诋宋。
    “宋以来儒者”的优势在于义理，戴震从咽喉处下手，向宋儒追问义理的来路。在他论学的撰述里，理义有时候是一种彼岸的东西，一定要从“故训”和“语言文字”筑成的桥上走过去才能够触及；有时候又象是一种与“故训”和“语言文字”，溶为一体的东西，解得“故训”和“语言文字”，也就自然解得了义理。由于“宋以来儒者”是“语言文字实未之知”的门外汉，因此，他们注定既不能走到彼岸，也不能解得溶在“故训”和“语言文字”里面的那种东西，其义理遂成为来路不明的可疑物。用这样的理路来通释文字和义理之间的关系，是把哲学化作了文字学。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因之而被文字吞并掉了。其实，戴震并不是一个钝于思辨的人。他也知道圣人自有“精微之所存”，须“以吾之精心遇之。”（58）这些功夫无疑都在“故训”和“小学”所能统括的范围之外。然而，时当考据之学沸沸然掀动天下之际，戴震很少有心思专注于这一面，去补足认识过程中被他用文字吞并掉了的那些环节；而士林中多数人更喜闻乐见的也是义理统于“故训”的一套道理。于是，懂得用“吾之精心”去思辩圣贤“精微之所存”的戴震，自身能够从“故训”和文字的桥上一路走到彼岸，写出《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那样的义理之作；但被戴震抑宋学之论所影响的多数人则往往一生沉浸于“所以明道者，其词也，”他们在桥上踱来踱去，老是不肯走出“故训”圈起来的天地，也因此而老是到不了彼岸。戴震向宋儒争义理。然而诋宋的结果，却使义理与宋学一起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跌落了。他所阐扬的“以词通道”之说，既有考据的自负，也有宏道的自负，但奉戴震为宗师的人们始终只记得他的考据；其著述中的义理一面百年之中竟得不到一点回响。
    在一个义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学人的眼界会变得越来越窄。而寸积铢累于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的考据征实之功，又会使他们的眼光在订此校彼，炫博矜奇中变得越来越细。当这两个方面成为一种普遍的意态之后，儒学中的知识分子就再也产生不出大题目了。18世纪后期，经学家桂馥说：
    三十以后，与士大夫游，意气自豪。历城周永年见嘲曰：“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馥负气不从。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不事博洽，惟熟读经传，故学有根柢。又见丁小疋自讼曰：“贪多易忘，安得无误”。馥始惊然，知三君之教我也。（59）
    这些话里未必没有一点做学问的心得。但“专精”又是一条狭路，它常常是在舍弃广度的过程里求取深度的，由此产生的优点和缺点是一种割不开来的东西。在一个才智之士都心鹜于“专精”的时代里，很少有人再会去思考大本大源。随之，一面是儒学中不断地孳生出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一面是这种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不断地把儒学割得支离破碎，使人一叶障目，不见丛林：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习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附和，坚不可易。（60）
    最先倡导实证精神的人们，本意是在“明六经之旨”。而到了炫炫然为“汉学”守壁垒的人们手里，由实证精神派生出来的音训、考据、笺疏、辨伪等等却如同被人拆散的八宝楼台，满眼珠光宝气而看不见亭台楼阁，最终在几经传承之后流为“一种破碎之学”，使“世聪明杰魁之士，相劘而为考证纤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61）六经之旨似乎离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