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41）在亲身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当中，顾炎武是对后世学术影响最大的人。但就儒学在清代一路演变的行迹而言，后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他心中的意想全部接受过去。全祖望作《亭林先生神道表》，已援引时人之论慨乎言之曰：“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天崩地坼过去之后，清代康、雍、乾三朝为中世纪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盛世。“后起少年”多半不会再有遗民的那种沉痛，因此，“读先生之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42）这种由时间与空间造成的隔膜，使他们在读顾炎武的时候不容易体验“行已有耻”和“通经致用”中所含结的遗民心怀。”而“行已有耻”和“通经致用”一旦失去了与时事相接的具体内容，也不能不在另一代人的眼里成为空泛的迂谈。乾嘉年间，钱大昕为《二十二史札记》作序，非常明白地说过：“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非正也。”（43）可见，明清之际的大儒曾经注以心血的命题，在这个时候却已变得没有一点吸引力了。与钱大昕相比，写过《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江藩对顾炎武显得更为疏离。他说：
    甲申、乙酉之变，二君（黄宗羲、顾炎武）策名于波浪砺滩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东林之党人，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熏胥之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44）
    作为一个经学家，江藩不会不知道他用来对付经义的许多东西都是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顾炎武的。（45）但他评述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则纯是以柔顺奚落“行已有耻”的悲壮，醒自地显示了盛世文人与前朝遗民之间不可沟通的一面。
    当“博学于文”远离了“行已有耻”、“六经之旨”远离了“通经致用”以后，明清之际蓬蓬然澎湃一时的思想嬗变就只剩下了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
    就学术史自身的脉理而言，儒学既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从宋人到明人，“尊德性”的一面曾绵延地辉煌了六百余年，“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壁近里，已达极度。”（46）“极度”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出现在巅峰和止境后面的实证精神因之而成为一种转捩，它所代表的儒学中“道问学”一面在长久沉寂之后遂为天下学术别开生面。实证精神内含的这些历史合理性，使它能够以学术本身的力量吸引一批一批的学问中人；而文字狱造成的触笔即犯时讳又会使原本别有抱负的英达之士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于是，以考据为功夫的实证和博证便挤挤插插地汇聚了那个时候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在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的名目之下蔚为一时显学。
    用实证的态度来对待儒学，则多半会把儒学当成一门考史的学问。凌廷堪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经、人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47）在另一面，从实证中求得是非又是一种以光阴研磨心血的生涯。为经学护法的大吏阮元说过：“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48）这种以光阴研磨心血来换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被叙史的后人称作“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49）由此造就出来的人物和著述，曾为中国学术史带来过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另一种光采。20世纪初，刘师培作《近代汉学变迁论》，叙之津津有味：
    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程、三胡，或条例典章，或注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50）
    他提供了汉学鼎盛时期的一种鸟瞰。这些东西都是由实实在在的功夫凝聚起来的，它们以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因此，当朴学所代表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它们所留下的绪余还能够继续影响后来的学问中人。
    然而，在“征实之学”日趋而日成显学的过程里，持考证训诂为天下造风气的人们也在精神上和学术上日趋而日益偏狭了。乾隆年间的程晋芳是一个兼治经义、诗古文，并出入乎训诂之门的学人。他作过一篇《正学论》，其中说：“海内儒生，倡言汉学，盖已四十年矣。大旨谓唐前之书，皆寸珠尺壁，一一可贵，由唐溯汉，由汉而溯周。宋人以后，固可置之不论。余尝静而思之，盖有两故，曰：天也，人也。天道气运，常有往复。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空谈性命，高阁古书，乡塾小儒，则抱兔园册子，足以令人喷饭。物极必反，宜乎令人将唐以前之书，只字不问而皆珍之矣。人心之巧，又有与天合者。唐以前书少，用功甚易，足以动人。若浸淫于宋后七百年之书，则涉海靡涯，难以究竟。是以群居终日，皆以《尔雅》、《说文》相角，必以服、郑绪论相论，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亦果尽于此否也？”（51）他对汉学中的人物弃置“宋后七百年之书”的做法表达了一种深思之后的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