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写了那么多话，而笔下流泻出来的不过是一股帝王的霸气。从孔夫子以来，读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在陆生枬之前，也以《通鉴》为题作过史论的王夫之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4）因此，论史总是危惧之词多而谀颂之词少。就儒学本义而言，危惧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关切。但雍正与儒学精神的这一面很难沟通，他更执着地把读中所得看做是读史人“自述其心”，并且一意要从他们的危惧之词里剥出“狂悖恶乱”。显然，这些推理都是作论的陆生枬所料想不到的。除开“论人主”之外，经雍正从《通鉴论》中摘举出来，并归为一类的“悖逆”论题还有另外七个。它们加在一起，彰显了以文字触怒君主”罪大恶极，情无可逭”，陆生枬因之而被“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25）。陆生枬因认真读史而获心得，因读史有得而人头落地。他以自己个人的悲哀向世人显示了史学的悲哀。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沾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18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再用陆生枬那样的态度去读历史了。保留于历史记述中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26）的政治意识也随之而日见淡漠。
    雍正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和士风。但就个人学识而言，他对儒学其实懂得并不多，他更喜欢的倒是佛典。因此，在待罪的读书人面前，他所撰作的批判文字常常显得辞不达意，肤浅浮燥，使人不明不白，最后只能靠杀气解决问题。与之相比，乾隆对儒学无疑要内行得多，从言论里编织出罪状的手段也更见老辣。出现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一案由小题目引出种种大议论，尤能见其用心之深鸷。
    尹嘉铨本是一个致休京官，然而心头那一点与名利相关的热衷却老是息不下来。所以，当乾隆西巡之际，他愦愦然在半路上递折，“为父请溢”，又“请将伊父从祀文庙”。这些乞请因痴迷而出格，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手伸入皇帝最疑忌的地方了，乾隆称为“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并直捷地连想到“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与“请谥”、“从祀”相比，他更容不得“撰著”：“如果有枉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27）于是，从尹嘉铨孜孜矻矻写出来的文稿中轻易地寻出了许多可以定罪的句子。在清代文字狱众多的受害人里，尹嘉铨是被自己的热衷驱着走进罗网的。这种无意间得来的奇祸多少显得有点可笑，遂使他在后人笔下受到的奚落多，同情少。但自乾隆看去，尹嘉铨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私议里多袤慢僭妄，不少话题事关君臣名分，尤触痛了自己心头最碰不得的东西。因此，他决不肯轻轻放过。然而尹嘉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以儒学命题为源头的。乾隆对这一点看得明明白白。是以他对尹嘉铨的痛挞也随之而深入到儒学的肌理之中，成为一个用帝王私意重新诠释儒学命题的过程。在这种地方，乾隆比雍正更多自信，也更多悍气。他说：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严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后？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28）
    乾隆以“明季东林诸人”为比，把朋党看做是由“讲学”派生出来的大患。他所不能容忍的显然是知识分子以讽议相呼应的批评精神。东林人物当天下滔滔之际起而讲学，本意在于“卫道救时”。在他们身上，被称作“朋党”的东西是与儒学的济世之心连在一起的。然而从君权看过去，读书人因济世而讲学，因讲学而聚汇，因聚汇而议论，因议论而批评，正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与朝廷立异同，所以尹嘉铨为“朋党”辨公道的那些道理在乾隆脚下都成了被践踏的东西。
    由朋党深入一层，遂及师道。虽然君临天下的人很少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但只要他们还不能把“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化为一已私有之物，则代表了圣人之教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是天下师道之所在。因此，象乾隆那样操笔犹如操刀一般着力诛杀师道的皇帝还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乾隆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取的是儒学中的一面之词。孟子说过另外一面：“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子之之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29）从那个时候起，伊尹、管仲就成了一种象征。虽说这些故事与18世纪的中国已十分遥远了。然而这些故事又是读书人非常熟悉的。它们保留在四书五经之中，使乾隆痛挞尹嘉铨的千钧霹雳常常要打到孔庙里正在受用祭祀的先圣和先贤头上。当他“即以学问而论”，与尹嘉铨比长短的时候，显出来的是非常明白的蔑视。但他的话又是讲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每个人都能从这里体会到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中国知识分子规范君权的意识于是乎一天比一天萎顿。
    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比朋党和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尹嘉铨编过一本《名臣言行录》，“胪列”的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等都是与他同一个朝代的人物。乾隆说：
    至谓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