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喜欢讲大题目，汉学喜欢讲小题目。这种区别系之于学风，又会由学风影响到世风，使盛世的清儒显露出一种与宋明人物判然不同的气象。刘师培说：
    清代之学，迥与明珠。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62）“智而谲”和“弃而湿”显然都算不得恭维。但与刘师培同属一代的梁启超论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乾嘉时期，用的则是另一种口气：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第。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常奖语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培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至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意，而终其身于学。京官薄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一过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63）其辞较详，且多流连叹赏之意，虽说两者的旨趣并不相同，而刻画描述却各有其传神之处。
    自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期，汉学群体中把学问放在第一位的人们确乎为嚣嚣天下带来过一种不慕荣利的宁静和淡泊。皖人金榜“性嗜学，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职后即告归，研究经籍，尤精《三礼》之学。晚年病髀，痛卧不能起，就卧塌著《礼笺》十卷，口授弟子书之。”（64）与之科名相近志节相类的还有孔广森。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贵，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渴。告养归，不复出。”（65）他们在登天之梯上爬到了万人瞩目的高度，然后从容一跃，轻轻地跳了出来。对于中世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爬上去和跳出来无疑都不容易，而后一面所表现出来的通脱和透彻尤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乾嘉学人中象金榜和孔广森这样把自己的事业划出仕途之外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曾“据经传以纠乖违”，作成《史记志疑》36卷的梁玉绳，“家世贵显，有赐书”，而颛意于经术，“自号清白士”。其私心所愿，惟“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末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66）他还没有爬完天梯，就已飘然引去了。与这些人相比，“六岁而孤”的凌廷堪则是一个由书坊佣工起家而成进士的人。朝廷用为知县，“自请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则奉母之官，孝弟安贫，毕力著述。”（67）清代的教职，常被上司用来安置牧令中的才具欠缺者，在多数人的眼里是一种没有前程的冷官。凌廷堪一路坎坷地从乡试、会试、殿试里走过来，最后欣欣然指认一个冷官为栖身之地，正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他的怀抱并不在世路上的腾达。作为一个寒士，凌廷堪不能不谋俸禄以助衣食；而作为一个学问中人，他却宁肯要落寞中的一点闲暇。这种选择表达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心和本色；因此，在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里，有心“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走入这种选择。曾作《律吕古义》的钱塘，“乾隆已丑举江南乡试，明年，成进士，需次当得知县，自以不习吏事，请就教职选，授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暇，专精撰述，于声音文字，尤有神解。”（68）另一个叫任大椿的经学家“乾隆已丑成进士，授主事，补礼部仪制司。礼部四司，祠祭、仪制号繁剧，他司往往求兼。先生独请于部尚书，移司闲曹，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书诵习；以为十年守官，犹可强半读书也”。（69）他们都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以小官而成大学问的人物，其余风袅袅，为清史的《儒林传》增添了不少广文先生和闲曹下僚。在汉学播为风气的时代里，出仕的学问人也有闻达者。但他们多半不肯把官场认作归宿，往往正当盛年，即抽身而去。乾隆朝“以积学著闻都下”的钱大昕，通籍以来曾做过20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而后简放广东学政。“盖上深知其学识兼优，寝将不次大用矣。顾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谓官至四品可休。明年夏，丁父忧归里，遂引疾不复出。嘉庆四年，仁宋亲政，垂询先生家居状况，廷臣写信劝还朝，则婉言报谢。于是返初服者几三十年。”他在宦味正酣之际翛翛然离开了官场，并无一点留恋，后来的岁月里，他“迭主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主紫阳独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二千余人”。（70）显然，他更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归宿。
    这些人在进退之际都无负于向学之心，“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然而细细看过去，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面又显然地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为尘寰中的读书人提供了心头的宁静，也使潜心于音韵、训古、名物、句读中的人们很少想到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四顾天下，看一看人世中的苍茫景观。他们在仕途中和仕途外撰作了那么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述”，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了心底波澜的文字。宋儒范仲淹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71）过了六百年，明儒顾宪成又说过：“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72）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优秀人物。清儒中也有优秀人物。然而以金榜、凌廷堪、钱大昕比范仲淹、顾宪成，则清儒中的优秀人物显然没有宋明儒者那么多济物利人的怀抱。他们所关怀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隔得实在太远，所以，在仕途中和仕途以外，他们都不容易产生念头在“君父上”、“百姓上”、“世道上”的热忱。其人品的“耿介恬退”也因之而仅剩下一种淡淡的个人意义。
    儒学中砥厉志行的一面在宋学，而音训、考证、辨伪、辑佚、校勘都是无涉于修已立身的学问。稔熟乾嘉士风的天潢贵胄昭梿说：“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罢正人，以文已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録》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本耳！’伤者是言。”（73）他的记叙，一方面反映了乾嘉两朝宋学的苍凉荒芜，另一方面则折射了道德对于人心的约束随宋学衰落而日见松驰。汉学之名既因诋宋而起，又因诋宋而张；所以，附集于汉学的人们多半不会去做明心见性的圣贤功夫。由此所得的道德自由，使读书和立身成为分开来的两件事；也使汉学人物的面目各不相同。他们中所产生的“耿介恬退”者私德自佳，但以心路历程而论，这些人却并不是在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之后悟彻源头的，而是用学问淡化荣利，由岑寂走向澹远的。因此，他们身上很少有道德磨砺留下的嵯峨嶒崚。然而学问和荣利在每个人心头的重量各有不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自觉的普遍低落就会使汉学中的人们很容易露出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盖举世风俗，轻视宋学，于是人心风俗，日即于苟”。（74）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的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非常可怕：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已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諈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昂语，盖自掩贪陋也。（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