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注中所见族谱：济阴《魏氏谱》、《王氏世家》、会稽《孔氏谱》、河内《司马氏谱》、魏郡《冯氏谱》、沛郡《刘氏谱》、彭城《刘氏谱》、高平《刘氏谱》、高阳《许氏谱》、义兴《许氏谱》、泰山《羊氏谱》、江夏《李氏谱》、弘农《杨氏谱》、高平《张氏谱》、濮阳《吴氏谱》、吴郡《陆氏谱》、陈郡《周氏谱》、汝南《周氏谱》、颍川《荀氏谱》、范阳《祖氏谱》、陈郡《殷氏谱》、敦煌《索氏谱》、太原《郝氏谱》、高平《郗氏谱》、河东《贾氏谱》、谯郡《桓氏谱》、吴郡《顾氏谱》、陈郡《谢氏谱》、北地《傅氏谱》、太原《温氏谱》、会稽《虞氏谱》、谯郡《戴氏谱》、会稽《魏氏谱》。
    至南朝时，上述士家大族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老的士族宗族衰败了，另一些新的士族宗族兴起了，为此，南朝萧齐王俭、贾希镜合作编写了新的《百家谱》。至南朝梁时，又有《百家谱拾遗》一卷，王逡之《续俭百家谱》四卷，王僧孺撰《百家谱》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傅昭撰《百家谱》十五卷，可见南朝族谱向规范系统化发展。
    第二，形成专门研究整理族谱的“族谱学”。南朝萧齐人贾渊，从其祖父贾弼之起就“广集百世谱记，专心治业”。在此以前谱学没有名家，“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192)。晋全境分十九州，而贾氏所搜集族谱达十八州之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宗族。族谱在贾氏手里形成谱学，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成为谱学名家。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谱牒的内容，由于没有完整的谱牒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片段的文献材料知道部分内容。徐扬杰先生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敦煌文书、《文选》李善注等文注所记载的各种世族谱部分内容，指出了包括家族历史、血缘世系、婚配姻亲等内容。(193)此外似乎还可以补充一些。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尚、袁谭为夺继承权互相攻伐，袁尚手下审配给袁谭写信说：“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不备闻？”(194)可见谱牒中也有关于立嗣的内容。清人赵翼曾批评《南史》以家族世系为主的写法是“似代人做家谱”(195)。对此张泽咸先生解释说：“其实，早在东晋时，何法盛《晋中兴书》以列传为录，如范阳祖录、陈郡谢录、琅邪王录等等，即以士族名篇。”(196)这为我们考察宗族谱牒的内容提供了一条思路。我们知道，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是唐人修《晋书》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既然《晋中兴书》中一些大族人物的列传是以族谱的形式撰写，那么我们应该能从《晋书》一些士家大族的列传中看到他们族谱的影子。《晋书·王导传》、《谢安传》都是上追溯至父祖、下延及至儿孙、旁牵涉到侄孙的族谱式的记载，而且对王导对东晋建立的贡献、谢安叔侄在政治军事上的功绩等记载得非常详细突出。因此，王、谢等大族族谱中应该包括建立显赫功绩可以光宗耀祖的军政文化要人。《谢安传》还记载：“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可见族谱的内容还应包括宗族的轨仪和规范。谢安常把子侄召集起来进行教育，有一次问他们：“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侄子谢玄回答：“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深怕他玩物丧志，很不愿意他如此，“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谢安的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谢安的嫂嫂王氏此时已寡居多年，担心自己的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是不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只好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197)这几件事反映着谢氏家族重教育、叙长幼的门风，可见门风也应当是族谱的内容之一。
    族谱对于宗族的作用也同样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西晋挚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198)。可见族谱的功能之一就是使子孙知其先祖，通过记载宗族的辉煌历史和建立显赫功绩的先祖，增强族人的自豪感及对宗族的认同感，从而加强宗族对宗人的凝聚力。同时通过对宗族血缘世系的记载，使宗族血缘得到纯化，地望得到提高；通过宗族仪规的记载，规范约束族人的行为；通过门风的记载，对族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这一切都是族谱对内的作用。
    宋人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199)朝廷管理谱牒的机构始于东晋咸和年间，但不叫图谱局，而是尚书省下面的左民曹。至萧齐时才“置郎令史以掌之”(200)。专人掌管谱牒，就是为了把谱牒作为选官授官的依据。吏部尚书具有任用官员的大权，而是否熟悉谱牒在南朝曾作为能否胜任此职的前提。萧齐时，武帝欲任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说：“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结果萧鸾没有当成。(201)南朝陈陆琼，“详练谱牒，雅鉴人伦”，在任吏部尚书后，“号为称职”(202)。这一反一正的事例证明了谱牒与选官授官的密切关系。
    以上从儒家文化和宗族谱谍两个方面考察了文化对士族宗族的重要作用。应当指出，上述考察绝不意味着文化与庶族宗族没有关系，或者说文化对庶族宗族的影响可以忽视。士族宗族以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波及到整个社会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乃“忠、孝”，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以孝为首。不但士族宗族如此，庶族宗族也大抵如此。会稽永兴人郭世道，刚一生下来生母就死去了，父亲又娶新妻，郭世道侍奉其父及继母“孝道淳备”。十四岁时父亲又亡，郭世道“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孝行感人。他的儿子郭原平也是个大孝子，“养亲必己力”。他外出做工，常自己饿着肚子，省下工钱为父母买食物。父亲重病，郭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当时会稽乡里十分注重“望计”和“望孝”两种身份，一般都是大族仕途的起点，相当于著作郎和秘书郎。朝廷负责选举的蔡兴宗想推举山阴人孔仲智的长子为“望计”，推举郭原平的次子为“望孝”。史载“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203)，望计望孝，一个靠高门，一个靠孝行，可见郭氏家族不是高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