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历史上的魏孝文帝元宏、周文帝宇文泰、周武帝宇文邕是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推进者，他们所依靠的实行汉化的辅臣，基本上都是士族高门。陇西人李冲和琅邪人王肃是魏孝文帝实行改革的骨干力量，陇西李氏和琅邪王氏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李冲深通儒家礼典及治国要旨，且识见甚高。太和十年(486)以后，“议礼仪律令，润饰词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144)。北魏平城宫殿、明堂、辟雍以及洛阳宫殿，李冲皆据儒家典制给予规范。(145)王肃是东晋名相王导之后，“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长于《周礼》、《易经》。其父及兄弟并为萧齐武帝所害，王肃本人于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投奔北魏。当时正值孝文帝迁都汉化之时，对王肃“虚襟待之，与其论为国之道”，王肃“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其所议礼乐朝仪，孝文帝皆深仰之。(146)武功人苏绰、范阳人卢辩是北周汉化政策的制定者。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有王佐之才”。周文帝问以“治道”，苏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文帝“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即拜苏绰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苏绰制《六条诏书》，不仅显示其汉文化水平高，而且对两汉以来的儒法治国之道做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和阐述，乃中古治国之宏论。周文帝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账者，不得居官”(147)。卢辩“少好学，博通经籍”，注《大戴礼》。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148)。
    上述李冲、王肃、苏绰、卢辩等汉化辅助大臣，均非一般儒生俗士。他们深刻认识到身处非常时代，必须从儒家进步民族观出发，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求统一、求富强的立场，摒弃儒家“夷夏之防”，以及狭隘的民族大义、气节、正统之类违时的落后观念，故能认清十六国北朝历史发展的主流，辅佐少数民族英明君主，坚定不移地实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方针政策，以促进在以汉文化为主的前提下各民族融为一体，使北方民族融合进程加快，政局趋于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综合国力加强，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
    北方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里仅举被融进汉族的各少数民族族别和总人口数加以说明。一般说来，如果族别愈杂，人口数愈多，则在与汉族融合中所产生的新基因必然愈多，因而其历史影响也愈大。经考察，十六国北朝融入汉族的族别，除所谓匈奴、氐、羌、羯、鲜卑“五胡”以外，还有乌桓、柔然、高车、蛮、獠、蜀、稽胡等共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总人口数，据初步考证统计共有约11361980人之多。(149)从族别和总人口数而论，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的规模，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正如唐长孺所论：“五胡的割据政权与拓跋氏的占领北中国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汉族与边境各族的融合……直到北朝后期，通过北镇起义，鲜卑化的各族人民才与汉族作进一步的融合，也即是说汉族的较高级文化在此期间战胜了一切。”(150)
    在隋唐时期，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后，其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距唐贞观后仅三年的永徽三年(652)，国家领有民户380万，(151)唐代每户约6人，则为2280万人口，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口数约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十。如以神龙元年(705)全国领民户615万，口3714万计，(152)则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人口数接近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融入汉族中，无论对汉民族本身的繁衍或是汉文化的发展来说，都被输入了大量的新基因，从而汉族人民在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及文化娱乐等各方面更加丰富多彩。(153)而且根据人类优生学原理，汉族与十余个少数民族在血缘上的混合，给先秦以来古老汉民族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各游牧民族质朴、强悍、豪放的本性被融入汉族人体中，使得雄武性与汉族温良恭俭让相结合，刚柔相济互补，从而带来了新汉族人体素质基因的提高，以及人们创新思维模式活力的加强。李唐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正是在十六国北朝民族大融合给汉民族和汉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基因的基础上出现的。北方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历史大变化，毫无疑问是与北方士家大族政治家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这就是北朝士族宗族的政治活动推进社会进程的深远意义所在。
    士族宗族的政治活动表现在影响政治局面、政权兴亡乃至社会进程，而在军事方面，除了士族宗族外还有庶族宗族的身影。政治与军事不可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庶族宗族的军事活动也是政治活动的表现形式。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154)可见东汉末期一些豪强宗族就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军事斗争。就在曹操与群雄鏖战正酣的时候，豪族李乾、任峻、许褚、李通、李典等都先后率宗族参加曹操的军队，给他以极大的军事援助。(155)不仅如此，豪强宗族在支援战争、巩固地方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丸。当时田畴正率宗人避难于徐无山，当曹操军队“途由山中九百余里”时，田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为曹操平定乌丸立下功劳。(156)任城豪族吕虔，被曹操任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以后又任命他为泰山郡太守。当时泰山郡人多藏匿，还有郭祖、公孙犊等数十人率众保山为寇，吕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157)两晋之际，江南周氏宗族配合政府军先后打败了石冰、陈敏、钱璯，这个被史家称为“三定江南”的事件，为东晋政权在江东的稳定奠定了基础。(158)
    北魏分裂以后，在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出现了大量的“豪右”、“州豪”、“首望”、“望族”率领“乡闾”、“乡兵”、“义众”支持各自的政权。(159)二者之间隐含着血缘宗族关系。高欢与尔朱兆战于韩陵，高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随战。高欢以其纯将汉儿恐战斗不济，欲给增加鲜卑兵千余人。高昂回答说：“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160)在这次战斗中立下大功，其三千人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当与其部队由宗亲组成靠血缘凝聚有关。北周将领韦孝宽建议在华谷、长秋筑城抵御北齐军，宇文护不同意，派人对韦孝宽说：“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固守？”(161)从宇文护的话中可知，韦孝宽的军队中有他的近百名宗族子孙分部统领乡亲，血缘宗族关系显而易见。敦煌人令狐整，西魏初被宇文泰立为瓜州义首，又任命他为使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令狐整“以国难未宁，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162)。举宗效力即带领整个宗族支持西魏政权，其率领的乡亲二千余人就是他的宗族。隋初在李浑的冤案中也反映出军队中的宗族血缘关系。宇文述构陷李浑，说他欲谋反，并捏造了李浑对李敏说的一段话：
    汝应图箓， 当为天子。今主上好兵，劳扰百姓，此亦天亡隋时也。若复度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军，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又发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吾家子弟决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在诸军。吾与汝前发，袭取御营，子弟响赴，一日之间，天下定矣。(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