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霁光先生分析这段史料说：“这是宇文述诬陷李浑所伪造的一段供词，李浑固然不曾做此打算，可是伪造的供词，也必须能自圆其说，多少可以反映当时的某些实际情况。”(164)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应募在军，众多子弟分领兵马，应当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北周所实行的府兵制度，有一部分豪族首领率乡兵参与，主帅赐鲜卑姓时，其士兵与主帅同姓，这正合宗族乡兵同姓之实，既照顾了封建宗法中的家族关系，又把宗亲和乡里关系包括在内，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在论述这类问题时，多次都将乡里宗族相联系，这是有其道理的。
    最后应当指出，宗族内是存在阶级差别的，同宗通财的内部活动，尤其是富宗对贫宗的种种接济活动，只不过是少数具有高风亮节的富宗主人所为，而且在时间范围和数量上都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不具有泯灭阶级差别的效力。然而祭祀祖先和通财互助活动，却可以使宗人们看到血缘关系对他们的意义，看到宗族对他们生存的意义，使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而避免由于阶级矛盾的过度尖锐导致宗族的破坏，从而向全体宗人显示了宗族存在的价值。而宗族的外部活动，则显示了宗族与朝廷的关系，显示了宗族对政权的支持，显示了其稳定基层的作用，从而向国家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
    四 宗族发展兴衰的命脉
    宗族发展兴盛的命脉，即在宗族发展过程中具有稳定的、持久的、一以贯之影响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文化。魏晋南北朝出现许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伏暅、伏挺。《礼学》世家如贺邵及子贺循。文学世家如陆机、陆云、丘灵鞠、丘迟。绘画世家如陆探微子孙三代、张僧繇父子三代。医学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三代。《周官》学世家如韦逞及其母和外祖父三代。史学世家如王铨、王隐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科技世家如祖冲之、祖暅父子以及虞喜家族祖孙数代。北魏清河崔元孙之女学《毛诗》、《曲礼》经义，亲授其子景伯、景先，皆为当世名士。书法世家如王羲之妻郗璿、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并工书，最著名的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永智仍为书法名家。范阳卢谌子孙六代为书法名家。清河崔悦子孙三代为书法名家。
    宗族与文化的关系在士族宗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陈寅恪先生指出： “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明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故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即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65)魏晋南北朝缤纷绚丽的文化现象中，学术文化与士族宗族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学术文化中主要是儒家文化成为士族宗族发展兴盛的精神支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家大族与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第一，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产生与儒学发生重大变化具有相同的趋向。众所周知，儒家学派中的古文经学在东汉中晚期开始崛起，到汉末三国时已经战胜了今文经学，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古文经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不但文化学术底蕴厚重，而且还是一门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的学问。它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用性，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而兴起于魏晋时期的士家大族也具有经明行修的文化特点和经世治国的社会政治特点。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世族先行阶段的形态。”在这句话下面有一个注释：“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当然这只是就一种途径言之，而不是说东汉世家大族都出自西汉豪强大族。”(166)这个解释同样适用于魏晋士家大族。汉末反对董卓篡汉的士大夫阶层也是魏晋世族先行阶段的形态之一。在反对董卓的斗争中，士大夫阶层迅速结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以袁绍为首的公开的战线，另一条是以王允为首的隐蔽的战线。两条战线互相配合，如袁绍和董卓公开决裂后跑到冀州，董卓本想派兵缉拿之，而周毖等人却对董卓说：“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结果董卓不但没有捉拿袁绍，反而拜其为勃海太守，使得袁绍能以勃海太守的名义起兵。(167)又如袁绍起兵后，王允曾向董卓推荐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让他们带兵出武关，名义上是讨袁绍，实际上是要分路讨董卓，而后奉献帝还洛阳。(168)两条战线同仇敌忾，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政治基础的。袁绍家四世三公，他自己叙述出身说：“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169)王允出身太原王氏，“世仕州郡为冠盖”(170)。可见都是世代明经的儒学官宦之家。在这个阵营里，有很多人都是儒学世家，有的和党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兖州刺史刘岱，其祖父刘本，“师受经传，博学群书，号为通儒”(171)。山阳太守袁遗，为袁绍从兄，史称其“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中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近日，邈焉靡俦”(172)。东郡太守桥瑁是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的七世祖桥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173)。济北相鲍信，其父鲍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显”(174)。豫州刺史孔伷，东汉末受到党人符融的举荐。(175)陈留太守张邈东汉末为“八厨”之一。(176)其他如卢植、荀攸、郑泰、何颙、种辑、周毖、伍琼等，都是当时的名士。世代明经具有儒学底蕴是他们的文化特点，关心参与政治投身国家事务是他们的社会政治特点。这两个特点与新崛起的古文经学具有文化底蕴注重经世致用是相通的。
    第二，士家大族与儒家的联系不断加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大族，有的发端于汉末，有的兴起于魏晋，有的起家于南北朝，尽管兴起的时间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他们初起的时候都与儒学有着联系。发端于汉末者：例如琅邪王祥是儒家“孝”的典范，太原王昶的《家诫》也显示出浓重的儒家思想。颍川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论语》”(177)。涿郡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178)。荥阳郑浑，为汉代名儒之后，其兄郑泰为汉末名士。兴起于两晋者，例如山阴贺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179)，东晋初建，“为一时儒宗”(180)。起家于南北朝者，赵郡李顺，“博涉经史，有才策，知名于世”(181)。清河崔浩，注《诗》、《论语》、《尚书》、《易》，当时有人甚至夸赞说，虽马、郑、王、贾注述《六经》，“不如浩之精微”。博陵崔绰，“敦心《六经》，游思文藻”(182)。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涿郡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山阴贺氏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家大族，王祥、王昶、荀爽、卢植、郑浑、李顺、崔浩、崔绰、贺循分别是这些家族刚刚兴起时的代表人物，他们与儒学的关系，反映了这些士家大族初兴起时与儒学的关系。早期兴起的士家大族的延续，后来兴起的士家大族的加入，宛如一条河流，既有源头之水，又有中途支流的注入，构成了士家大族与儒学联系的主流。
    士家大族与儒家礼学的联系，不但是天然的，而且是密切的，其密切性表现在儒家礼学方面有着延绵不断的家学传承。例如琅邪王规，十二岁便“五经大意并略能通”。王承七岁通《周易》。(183)王逡之，自幼“礼学博闻”，是家学培养出的礼学家。(184)山阴人贺玚，少传家业，精通礼学。(185)河内温人司马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凡礼文所涉之书，略皆遍睹。(186)东海郯人何承天，五岁失父，自幼随母徐氏学儒史百家。(187)北地灵州人傅昭，祖、父均善《三礼》，傅昭传承家学。(188)南朝梁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得家学之真传。(189)范阳涿人卢辩，累世儒学。(190)可见南北朝时许多士家大族也都有家传儒学的传统。
    宗族谱牒是士族宗族文化的又一个内容。魏晋南北朝的宗族谱牒曾经遭过两次浩劫，北齐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191)这是在他讲述修撰《魏书》之难时所说，指的是西晋亡后北方的情景。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这是他《观我生赋》中的自注，“至是”指的是侯景之乱。然而经过这两次浩劫，至唐初时仍有大量的谱牒可以看到。《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所著录的族谱尚保存104部，1417卷。其中有皇室族谱10部共50卷，家谱26部186卷，百家谱9部127卷。此外还有以州为范围的族谱8部81卷，以及郡或小地望为名的各类族谱。这个时期的族谱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谱牒整理向规范系统化发展。南朝萧齐以前，社会上存在许多姓氏的宗族谱，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摘引了不少类似的族谱，《世说新语》注中也有许多族谱。需要说明的是，《世说新语》虽为南朝梁人刘孝标所注，但其所说明者为三国两晋的事情，两家注文所反映者均为三国两晋时的情况。现将两家注文中所见的族谱分列如下：
    裴注中所见族谱：琅邪《王氏谱》、太原《王氏谱》、鲁国《孔氏谱》、南阳《刘氏谱》、平原《华氏谱》、太原《孙氏谱》、陈留《阮氏谱》、颍川《陈氏谱》、楚国《胡氏谱》、琅邪《诸葛氏谱》、《袁氏世纪》、太原《郭氏谱》、博陵《崔氏谱》、颍川《庾氏谱》、谯郡《嵇氏谱》、《裴氏家记》。